采访当天，笔者与伊布拉欣攀上二楼找地方坐下来谈话，抬头看见我国前部长雅国博士（Dr Yaacob Ibrahim）正站在“新加坡和东南亚”，以及“亚洲、中东、非洲”两排专架之间选书。除了马来读者，店里也看到不少华族安静地看书，年龄各异。从二楼楼梯望下一楼，一对对年轻人和旅客在皮革沙发上自拍。这书店对各年龄层，不同族群和背景的人显然有吸引力。
让回教跟世界对话
当你走在甘榜格南旅客云集的巴梭拉街（Bussorah St），感到神经被游客、食客，以及拉客的餐馆侍应生轰炸时，请移步到58号的“玫瑰书店”（Wardah Books）。
依布拉欣发现自1990年代起，因为西方国家出现第二三代回教徒，英文的回教书写和学术研究在英美如雨后春笋。纽约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成了第一所推出回教研究专书的西方大学；牛津、剑桥与哈佛也陆续加入出版阵容。
依布拉欣指出：“九一一事件是近代回教书写与出版的一个分水岭，加速了回教出版业的蜕变。它让回教徒意识到我们不能把对话局限于信徒，应该打开我们的世界，去了解学术界、媒体业的运作，更好地使用新媒体来主导与世界与非信徒展开真诚开放、非政治化的对话，消除世界对回教的歧见、误解。”
邻里守望相助情意浓
依布拉欣指出：“在1880年代，在巴梭拉街这么短短的一条街就有四五家书店。这些书店也是书籍、期刊、杂志的出版社，会请作者撰著书籍，译者将阿拉伯文著作译成马来文，于是甘榜格南也是蓬勃的出版中心，从1900年代至1950年代这里有至少六家出版社印刷厂。譬如今日的苏丹酒店当年便是Harmy和Al-Ahmadiah印刷公司的所在。今日的甘榜格南咖啡馆当年也是新加坡首家马来报‘Jawi Peranakkan’的报社。其中一名编辑还在巴梭拉街48号开了一家书店，在报上登广告罗列店里的书目，并教读者怎么跟书店订书。广告显示近至马六甲、槟城，远至巴达维亚（旧雅加达）与泰南，都有其经销商。由此可见，甘榜格南的文坛书业利用新加坡海港城市的优势，将摩登新思维透过出版物流传四方。蓬勃的书写、出版与阅读群众也粉碎新加坡一度是沉闷小渔村的迷思。”
说起为什么选择专卖英文书，依布拉欣说，跟本地华族一样，马来族群也面临母语和文化式微的困境。49岁的他道：“从我们这一代人起，新加坡马来人在学校、职场上用的都是英语，马来文从母语变成第二语文。马来语程度下降，马来人改用英文阅读、思考，对于信仰的认识也自然转向英语化。”
依布拉欣笑说：“这家书店是信奉回教的我所创办，选书自然从回教的视角、观点出发，但不表示回教徒不会关注非回教类的事情。”
为此，Wardah书店除了跟信仰有直接关系的宗教专书以外，还有涉及科学、社会学、哲学、历史、美学、艺术、媒体、小说、诗歌等主题的书籍。架上跟回教主题有关，如探讨什么是符合教规的食物，自由主义世界里的回教，改变世界的摩登回教青年，以回教徒为主角的青春言情小说，回教极端主义是如何崛起的，以及收银台墙上精选有关回教里的女性势力的书籍等，对世界时事感兴趣的非回教知识分子也会感兴趣。
其实回教徒感兴趣的书籍跟其他人无异。
重要出版中心
这股动力让甘榜格南在19、20世纪成为新加坡，甚至于本区域的马来文化与知识枢纽；马来社群书写、出书与阅读的文化让甘榜格南成为重要的出版中心。
用书来“治疗”读者
本着让回教跟世界对话的宗旨，知识分子依布拉欣选书多元化。他形容：“若用回教里根与枝的意象来理解，回教是书店的根，政治、哲学、艺术就是长出的分枝，帮助人们理解回教在世界和世界历史所占据的位置。曾经有名历史系的大学生来到店里，问起为什么一家回教书店会有第一世界大战的书籍。会问这个问题就证明此人不了解一战是奥斯曼帝国瓦解的原因之一。回教历史也是世界历史。”
Wardah书店是甘榜格南有超过20年历史的回教主题独立英文书店。Wardah在马来语是玫瑰的意思，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象征。正如其名，Wardah书店在游客氛围浓的甘榜格南，是奇花异草丛中一枝独秀的玫瑰，散发着人文清香。创办人依布拉欣·塔希尔（Ibrahim Tahir）说：“这里没有地毯、香水和旅客纪念品，是让人完全沉浸在书里，一个纯粹的环境。踏入这里，心也会慢下来。走进来的不一定是回教徒，而是被书香引来的人。非回教徒会好奇，究竟我们回教徒在读些什么书？”
依布拉欣指出，有些人误以为回教处在孤立的境界，但它其实一直在跟不同文化对话：古代回教哲学深受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将它们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后来不少欧洲哲学学者要了解希腊哲学与历史都要学习阿拉伯文。他说：“可兰经记载，先知穆罕默德从阿拉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读’（Iqra）。回教的文明根植于书籍，因此我们的文化里有着阅读求知的强大动力。”
我问他在学校修读什么科目，依布拉欣有些腼腆地透露在国大和爱尔兰科克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Cork）读的是医科。不好意思是因为学无致用。他说：“年轻时有着完美主义的抱负，一心以为行医能改变世界，但当我意识到能减轻人类痛苦的能力非常有限，感觉理想幻灭。我的第二志愿是当作家和编辑。放弃行医后，自然而然地当上文字编辑和开书店。我发现书与知识也有治疗的功能。当读者带着他们的’奇难杂症’来书店，我听取他们内心的疑惑后，推荐他们看哪类的书，那过程有点像医生在问诊。”
2005年，地毯商搬去乌节路，他们便顶下这里，与一家阿拉伯语文中心分租。语文中心不敌疫情关闭后，依布拉欣请来室内设计师正式为书店装潢，以全新面貌面向读者，最近还把二楼后部租给马来文书店Nurul Anwar。他笑说：“我一向抱着一种暂时性的草创心境经营着书店，能走多远就多远。装修过后，我感觉这里终于是我们真正的家了。”
或许认清这家书店对本地马来人有着特别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依布拉欣20余年坚持留守甘榜格南。他2002年在桥北路709号开设Wardah书店，当时甘榜格南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浓，虽只有他与妻子看店，但若两人必须走开，邻居都会帮他们招呼客人。一年半后，他们被迫搬迁，在找新店面的当儿，现址的地毯商人让他们用二楼储存书籍。当时即使没放招牌，顾客却不知如何知情，自动上楼跟他们买书。
听了他这一席话，我问他认不认识鲁迅？鲁迅也是先学医，而后弃医拾笔，用文学和知识治疗国民思想。依布拉欣立即坐直身子问：“噢？是吗？告诉我多一些。”一段跨文化的对话，两个文化的相知相惜就这么展开，在书店里。
回教书写转向英文
依布拉欣也通过旧文献，发现书店在二战之前曾是一家图书馆，“仿佛巴梭拉街58号有着解不开的文化缘分，一直要体现它的文化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