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时间用语观念引入中国
·分别创办于1923年的《南洋商报》和1929年的《星洲日报》，创刊伊始版头就采用“星期”，不过行文还是常用“礼拜”，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二战前。
华人在以前的农耕社会，过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生活节是依循年季月以及二十四节气运转，以求配合日月天候的变化。这种时间框架源自华人天人合一思想和对宇宙星辰的想象，化为指导民众生活作息的规律。
·1907年创刊的《中兴日报》，由同盟会会员陈楚楠、张永福创办，从创刊至1910年停刊，版头都是采用“礼拜”。
“礼拜”时间用语的替代
1906年清朝主管教育的学部宣布“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并在用词上主张“名曰星期，并不名为礼拜”。自此“星期”在官方的倡导下，取得中国士绅的强力配合，逐渐取代“礼拜”成为规范用语，尽管“礼拜”在民间的使用依然存在。1908年上海出版的《须弥日报》开始在其版头使用“星期”，接着北京的《爱国白话报》《白话捷报》，天津的《益世报》纷纷跟进。
要说明这个问题，得回头去看看“礼拜”这个词语，从南洋传入中国后，因水土不服产生的文化冲突。
新教科书和新报章的出现，成为掀起这一波民族主义思潮的工具。“礼拜”和“星期”之争的战场，也从中国搬到新加坡。
南洋华社接受“礼拜”的时间用语
1890年代末，汉语旧时“星期”这个词语，原指“农历七月初七日，牵牛和织女二星相会之期”（《辞源》“星期”条），被重新赋予新的义项，用来指称“礼拜”，原因在于“星期”与中国观星象来制定历法的传统，能产生有关的联想。
纵观新加坡各报章启用“星期”的时间，比中国的报章较迟，因为新加坡华社根深蒂固的用语习惯，以及民族意识较为淡薄。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星期”的行动，是一种和风细雨和较为被动的行为，它承自中国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的余绪，因此既没激起中西宗教之争的涟漪，更没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礼拜”在新加坡华社民间的应用始终占有牢固的地盘。
在民族主义心态的驱动下，一些中国士绅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应该从老祖宗的文化中找出相对应的词语。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从《易经》章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摘取“来复”来取代“礼拜”，因其“七日来复”，与“七日一礼拜”含义暗合。1897年康梁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在行文中使用“来复”来指称“礼拜”。
·创刊于1908年的《总汇新报》支持保皇党，开始时版头用简称的“拜X”，1909年改为“礼拜”，迟至1930年1月4日才改用“星期”，是新加坡最迟启用“星期”的报章。
目前能查到最早的文献资料，出现在1620年代编辑的《西班牙—华语辞典》（Dictionario Hispanico Sinicum），这部辞典由西班牙传教士与寓居菲律宾的闽南华人合作完成。这部辞典中在西班牙语“Amonestar enla iglesia”（在教堂布道）的词条下，标示华文对应词“叫礼拜”。“叫礼拜”这个短语表现出十足的闽南口语和南洋色彩。“叫”这个单词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它有多种用法，比如“叫咖啡”（点饮品）、“叫德士”（电召德士）、“叫人来”（召集大家）等，“叫礼拜”在这里有“召集大家做礼拜”的意思。
最有意思的是编者加一段按语：“由于他们（华人）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因此只好以数字来表达”。（asi cuentan los dias de la semana acomodandose a nosotros que ellos no tienen semanas）这段按语清楚地说明，华人在此之前没有“七天为一个礼拜”的观念；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华语在接触新观念时，能以自己的造词方式来表达。西洋编者不解之处，恰恰表现出中西文化的不同，因而形成各异的词汇传统。
从这两部早年印尼华人资料的用语现象，说明“礼拜”已经是成为南洋华语的固定化词语。“礼拜”也以“礼拜日”作为星期天的指称；在口语的应用上，“礼拜一”至“礼拜六”依次简化成“拜一”至“拜六”，完成从“三音节词”到“双音节词”的转变。“礼拜”“做礼拜”“上礼拜”和“礼拜堂”在南洋华人语境下成为专指基督教的词语。
鸦片战争后，中国王纲解纽，人心不古，维系千年为一统的传统社会和伦理道德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师夷之长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康梁的变法维新等改革主张，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思潮纷乱繁杂，中国面临一个历史的大变局。
·1881年创刊的《叻报》，是新加坡具有首次书证的华文报章，由土生华人薛有礼创办，是一份极端保守的保皇派报章。它在内文中偶尔会用“星期”来指称“礼拜日”，大部分行文还是使用“礼拜”用语。其版头迟至1925年7月1日才弃用“礼拜”，改为“星期”。
在效法西方引进西学驱动下，为介绍新事物和新观念，大量新名词出现和引入成为必然。西方思潮的汹涌澎湃，同时也唤起中国士绅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认为一些介绍新观念的新词语，带有西方宗教文化的色彩，难免会对中国文化和语言造成侵蚀。这些凭借西方语言文化优势被引进中国的新词语，也因此遭受中国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制约。
新加坡的“礼拜”“星期”之争
“礼拜”作为时间用语，在南洋及新加坡被接受和普及的过程中，没激起“洋教”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之争。新加坡华语在书面语上改用“星期”，也没有点燃中西文化冲突的火花。
华人使用的农历，原本没有“周”（星期）的观念，西方历法以七天为一周的观念，在南洋直接影响华人，可以说最先接受“周”这个观念的是南洋华人。把“周”这个观念以“礼拜”来表达，作为英文“Week”的对应词，也是率先由南洋华人完成的。
西方历法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把第七天规定为休息日，并在这天到教堂“做礼拜”，这是受《圣经》影响的宗教文化。据《圣经·创世纪》记载，耶和华在空虚混沌中，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世间的一切，并规定第七天为安息日。
·1898年创刊的《天南日报》，由新加坡著名文人邱菽园创办，拥护维新主张，从创刊到1905年停刊，版头均采用“礼拜”。他在1913年创刊的《振南日报》出任总编辑，其版头用“七 ”纪日，直到1914年1月17日改用“星期”。
晚清时期推行西方的阳历已经成为改革派的其中一个诉求，他们主要从时间计量制度的简单易行和科学的角度，来论述使用阳历的必要性。“礼拜”这个在南洋长期使用，逐渐淡化其宗教色彩的时间用语，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的过程中，开始受到中国士绅以民族主义视角来严格审视。他们质疑它的宗教性，因此不把它当作是纯粹的时间用语。中国士绅能够接受“七天一周”的观念，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但是出于保护固有文化不受西方宗教侵蚀的立场，有必要以民族化的词语来取代“礼拜”。
在印尼吧城（雅加达）华人公馆的《公案簿》中，每段记录的开首阳历和农历的纪年并用，其中“礼拜X”和“拜X”并行出现，在行文当中也穿插应用“礼拜”和“礼拜日”。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正式宣布废除阴历，采用阳历。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星期”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来复”这有点古典味的词语，以及带有东洋味的“七曜”，均如昙花一现消失在中国语言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自觉和民族意识更形高涨，“礼拜”一词在民间的应用也成强弩之末。
这时期出现在文献的“礼拜”及“礼拜”的衍生词，并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已经接受“礼拜”这个观念和把它当作时间用词。它被正式当作时间用词是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陆续创办报章的时期。1872年上海《申报》出版，虽然在版头上没有标明礼拜日期，不过在创刊号中，已使用“礼拜”这个新词；1876年上海出版的《新报》，在版头上中西历并列，并标明礼拜日期；1905年北京创刊的《华字汇报》，同一年天津出版的《津报》，也都在版头使用礼拜日期。
这段时期新加坡出现的华文报章计有十几种之多，其言论倾向有保皇、维新、革命（亲国民党）和激进之分。这里可从各个报章更换版头“礼拜”用语，改用“星期”的时间作为切入点，来考察新加坡这段“礼拜”与“星期”之争。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礼拜”“礼拜日”和由“礼拜”衍生的“礼拜X”不时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上，比如《海国图志》（1852年）、《航海述奇》（1866年）、《游美洲日记》（1873年）、《沪游杂记》（1876年）等。
早年中国朝廷视流散（diaspora）海外的移民为“刁民”，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让这些流散华人成为海外遗孤。1860年后，清廷对流散华人的政策开始转变，积极采取接触和笼络的手段。1877年在新加坡成立“海门领事馆”，统管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事物，国家民族意识自此在华人中开始萌芽。进入20世纪，康有为等维新分子的到来，使到新加坡华人的民族认同产生质变。受中国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堂和新报章纷纷出现，特别是孙中山南来鼓吹革命之后，民族主义思潮更形高涨。
西方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带来西方的历法和纪元制度，它不但深深地影响南洋华人的时间观念，也在后来改变华人的作息习惯。南洋华人原本使用的是农历，是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时间框架，依次分别以年、月、旬、日、时作为时间用语，以此规划民众的生活节奏。
吸引人注意的是，编者在“礼拜”词条下，分别列两个西班牙语对应词“semana”和“Domingo”，也就是说“礼拜”分别表达星期（week）和星期日（Sunday）这两个词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指称星期日的用语，“礼拜”先于“礼拜日”出现，有异于常见的由繁趋简的语言发展规律。
有者则认为“日汉同源”，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引进西历和周休制度，并以“七曜”纪日法来指称一周七天，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命名。一些留日的中国士绅认为“七曜”纪日法源自中国，因此从日本引入“七曜”纪日法来代替“礼拜”。1903年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的版头即以“七曜”纪日法来标示。
早期南洋华人移民包括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只有地域的观念，没有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他们“唐番”意识的启蒙，是在南洋与外国人的初遇；他们“唐人”身份和“唐山”观念的唤醒，是以乡土文化和乡音方言作为依附。
·1919年在吉隆坡创刊的《益群报》，立场激进，不但在创刊号一开始就采用“星期”，并且从左翼思维的角度出发，关注劳工福利，推动星期休息问题的讨论。
“礼拜”一词古已有之，并非外来词，从《辞源》可查到其原意：“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最早出自于相传是汉朝班固所著的《汉武故事》一书中：“不祭祀，但烧香礼拜。”随明朝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在有关祖法儿国段落提到：“如遇礼拜日，上半日市绝交易。”“礼拜”在第一例中是动词；第二例中它是动宾结构的短语，还没成为固定的复合词。这两个词语，在当时还是保持它原初的意涵，即致礼神明。第二例中的“礼拜日”和今天“礼拜日”的词义有很大的差别，它只是表达当天是敬神的日子，没有后来具有的时间单位的意涵。
在《开吧历代史记》这部早年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纪年史书中，有一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记录，用“上礼拜”和“礼拜三”；另外在乾隆五十三年的记录中，出现“每逢拜三、拜六演和戏”的句子。
“礼拜”观念的融入华人社会，“礼拜”化为南洋华语的时间用语，在南洋以及在新加坡被接受和普及的过程，既没有碰到唐番之分，产生抵触情绪的困扰，也没激起“洋教”和“祖先崇拜”的意识形态之争。
直到19世纪末叶，“礼拜”这个词语和它所代表的宗教性观念，在南洋地域经过200多年的使用，已经融入华人社会而被日常化。它能远离反偶像崇拜或西方语言殖民等意识形态的纠缠，主要是殖民地环境下行之有年的西方历法制度，以及闽粤华人移民薄弱的民族观念。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礼拜”这个词语在新加坡，开始受到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影响，让它的使用陷入意识形态的困扰。
·1919年创刊的《新国民日报》，前生是《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新加坡党部创办，从创刊至停刊均用“星期”。
“星期”替代“礼拜”
·1890年创刊的《星报》，由古友轩印刷馆老板林衡南创办，立场保守，从创刊到1910年停刊，版头均采用“礼拜”。
今天“礼拜”已被“星期”取代，成为正式的书面语，“礼拜”则沦为民间的口语。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言文分家的问题，造成这个变化的原因在哪里？它经历哪些意识形态的纠葛？背后有哪些政治史上的含义？
“礼拜”这个南洋的时间用语和它涵盖的“七天一周”的观念，也在这个时期被带进中国。它首先通过宗教宣传品和移民的流动，实现它在闽粤华南地区的流通。1822年由传教士马礼逊编辑的《华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在澳门出版，其中收录两个有关“礼拜”的华语短语：“一个礼拜”和“每礼拜”。“一个礼拜”的解释是：“七天为一周在广州的说法”（WEEK of seven days is called in Canton）；“每礼拜”则注明是“WEEKLY”。马礼逊强调“在广州”，说明“礼拜”一词尚未在全中国通行。
“礼拜”产生新的义项，以七天作为一个周期的时间用语，是在16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时期。西方人到东南亚的殖民，旅居南洋的闽粤华人，借近水楼台之便，完成中西文化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初次接触。
“礼拜”时间单位的出现
新加坡在1819年由英国人开埠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地成为南洋商贸和华人移民流动的集散中心。新加坡也因地缘关系和血脉相通，不但继承南洋华语的丰富遗产，也承担传播南洋华语的使命。从开埠初始，“礼拜”作为时间用词和“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毫无悬念地在新加坡进一步得到巩固，早期新加坡教会的华文记录和来往信函，提供不少的例子。
“礼拜”成为华语的时间用语，以及“七天一个礼拜”的观念在南洋被华社接受，时间上显然早于中国200多年。南洋由于早已存在华人经商和移民网络，新词语和新观念在南洋各个华社之间传衍承继，其历史脉络显示，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一脉相承。
惊喜地发现，在计时用语部分出现“礼拜”各日的称谓。依次排列为：礼拜（semana i Domingo）、礼拜一（Lunes）、礼拜二（Martes）、礼拜三（Miercoles）、礼拜四（Jueves）、礼拜五（Biernes）、礼拜六（Sabado）。这应该是“礼拜”这个词语和“礼拜”作为七天一个周期的观念，已经被华人接受和应用的首次书证。
·1911年创刊的《南侨日报》，中国进步党党报，起初采用“礼拜”，1913年2月17日改为“七曜”纪日，直到1914年3月31日停刊。
这部辞典的后面部分，附录一些度量衡以及数目字和时间的用词。附录部分的编排反过来以华语作为词条，排首列的是华文词条的拉丁字母拼音，显然用的是闽南语；第二列是华文词条，第三列是西班牙语的对应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