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证明林学大的选择是对的，“胡姬”后来被大家竞相采用，成为本地兰花指称的不二之选。1953年，“胡姬”首次写入新加坡课本，由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国语》四上（1953年版），其中一篇《名花展览》的课文，就采用“胡姬”来指称本地的兰花。“胡姬”被选为正式的教学用语，让它在成为新加坡华语规范用语的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在这之前新加坡采用的教科书，多数还是采用“兰花”，比如1947年新加坡南洋书局出版的《南洋常识教科书》第八册，就有一篇课文提到新加坡的植物园的“兰花圃”；1951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印行的《现代国语课本》高小第四册，其编辑已经考虑到新加坡用语的习惯，在课文《新加坡印象》中，采用“屋吉”来指称胡姬花。
文学想象加上图像视觉展现的二重想象，建立我对“兰花”高雅脱俗形象的认知。胡姬花给我的印象则是直观的，在庭院、在公园、在野径旁，奔放野性的胡姬花经常不期然而遇，出现在脑海的联想是峇厘岛少女裸着上身婀娜的舞姿。
年轻的时候，走过街头巷尾经常会听到《兰花草》这首歌曲，有时是从街角的咖啡店，有时是从二楼店屋住家的窗口轻盈地飘来：“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容易上口的歌词伴随着优美的旋律，有意无意之间洋洋盈耳，久而久之，难免被它吸引，变得熟悉起来。当年我并不知道这首歌曲大有来头，也不记得经过多少年之后，我才发现这首歌曲的歌词原来是出自提倡白话文的先驱胡适的手笔。怪不得歌词写得那么“白”，让我轻易就能上口。
白人精英爱胡姬花
此后，胡姬花在一段时期成为白人精英的业余爱好，他们在住家庭院走廊悬挂以椰壳养殖的胡姬花成为一种时尚。1928年由英籍律师黎觉（John Laycock）领导成立马来亚胡姬学会（Malayan Orchid Society），成为胡姬花在本地发展的转捩点，也就在这个时期，吸引一些海峡华人精英加入，比如林文庆、宋旺相等，胡姬花成为新加坡土生华人精英和富商，与白人上层精英之间互动的爱好。
胡姬花见诸华文报章的指称，虽然显得多样性，令人无所适从，不过总结归纳起来，不外依循两个构词主轴，一个是沿袭传统以“兰”作为中心词；另一个则是音译已经从英语orchid转化成本地日常口语的方言词。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首先因为新加坡胡姬花的养殖是从白人启始，之后传入海峡华人圈，“奥吉”正是英语orchid的闽南语的音译。在强势方言主导的早期新加坡华社，选用“奥吉”作为日常口语词，是早期新加坡民间用语的现实。
虽然在小学课本上学过“胡姬花”这个词，也从后来古诗词的学习中知道“兰花”，进一步知道胡姬花也属兰科植物，但是在我的认知上，这两个词从来都是泾渭分明，毫不含糊的。听到《兰花草》，在我的脑海展现的是修长舒展的叶子，在疏落有致的叶子中间开着几朵色彩淡雅的小花，似乎能闻到它发出幽幽的清香。对我来说，绝对不会把它和“胡姬”连接起来。胡姬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粗壮的单茎，排列着两排厚实的肉质叶子，向上呈V字形整齐排列，又粗又长的气根在叶间生出，丛生花朵构成花团锦簇，花姿奔放，花色艳丽，呈现有如热带少女婀娜多姿、热情奔放的气息。这可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直观的感觉。
基于此，还是从胡姬花在新加坡的出现和被华社所认识的过程着手，介入这场论争，从中去发现新加坡华语为何采用“胡姬”来指称本地的“兰花”，最后得到广泛接受的历史。
胡姬花在新加坡的出现和逐渐得到重视，与新加坡植物园息息相关，植物园的前身是莱佛士倡议设立在福康宁山一个小型花园，1859年迁移至现址，仿效英国植物园设计规划设立。1874年由英国殖民地政府接管，随后在1875年迎来第一批英国邱园（Kew）训练的园艺家，开始在植物园种植胡姬花，从事胡姬杂交培植的研究，同时也在本地森林寻找野生胡姬新品种。自此，胡姬花的展示和研究成为植物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胡姬花被选为新加坡的国花，让它一跃成为新加坡身份认同的象征；再加上新加坡常以到访的外国政治显要的名字，来为胡姬花的新培育品种命名，更进一步让它成为国民外交的工具。
林学大的“胡姬”
华文报章在记录、传播和成就新加坡特色的华语词语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里尝试从1932年华文报章首次出现胡姬花的报道作为起点，到“胡姬”一词的出现定型为止，以这段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报章的语料，来考察胡姬花指称的变化和使用实况。
新加坡先驱才子诗人邱菽园对其差异早就有所认识，他在《蕙兰说》一文写道：“黄山谷有言一干一花者为兰，一干数花者为蕙，是兰蕙并称而个别也。”又说：“及读朱子离骚辩正，则曰古之香草必花叶皆香，燥湿不变，故可佩。今之兰蕙，但花香而叶乃无气，质弱易萎，必非古人指。明甚，古之兰似泽兰，而蕙今之零陵香。”
跟以往一些华语词语的讨论一样，这场“论争”自然也没有得出结论，两造各持己见，支持使用“兰花”的作者认为“胡姬”是英译名称，中国大陆出版的词典均未收入，作为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采用“胡姬”，只能孤芳自赏，造成不便，必须整合以便融入汉语圈，他们主张的是“趋同”；支持保留“胡姬”使用的作者，以学者林万菁的意见最有代表性，他认为“胡姬的使用具有时代的印记，也带有文化的负荷（cultural load），保留胡姬一词意义深重。”采用“胡姬”的主张是“存异”，也符合今天“大华语”求同存异的基本概念。
“胡姬”孤芳自赏
“胡姬”1953年入课本
早期在新加坡华文报界服务的多数是中国南来的文人，胡姬花在华文报章的首次报道，沿袭中国用语习惯，以“兰花”指称并不出人意料之外。同年出版的《新加坡指南》（潘醒侬编），在介绍新加坡物产时，却以“奥吉兰”来指称胡姬。这种差异性的用语现象，反映了新加坡华语的特色，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胡姬”一词的提出，颇具偶然性和戏剧性。学者林万菁引施香沱的说法，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林学大，在其本地兰花画作上以“胡姬”名之，遂成首创之人。
潘醒侬的奥吉兰
从汉语构词的角度来看，吴得先提出的“胡茝”其实比“胡姬”更为合理。吴得先是华文老师，他选用“胡茝”是从汉语构词法的学理出发；林学大是艺术家，他着重的词义的美感。
我们新加坡这代人对“兰花”印象，大多是来自于阅读中国古诗词的文学想象。《诗经》：“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兰兮。”写的是古代风俗，青年男女踏青，手里拿着兰草到河边洗沐。屈原在《离骚》里借兰喻人：“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比喻自己高洁的情怀。当然，无论是《诗经》还是屈原所说的“兰”，它与宋以后诗人苏东坡的“本是王者香，托根在山谷。”或者是郑板桥的“兰草已成行，山中意味长。”笔下的“兰”，虽然都是依托“兰花草”的文学想象来抒怀，但是前者说的是佩兰，取其独特的芳香；后者所咏的是幽兰，长在深山的花草，以姿态清幽见长。
新加坡胡姬花的多重象征
《新加坡指南》编者潘醒侬熟悉本地事物，采用“奥吉兰”而不是“兰花”，它以“兰”作为中心词，再以方言音译“奥吉”作为修饰的复合词，既表达胡姬花的兰科科属，也恰如其分反映新加坡多语环境造成的特殊用语的习惯。
文学与图像兰花
“兰花”给我们的不只是古诗词的文学想象，它还通过历代文人画再次给予我们艺术的想象。从宋朝的赵孟坚、郑思肖，到明代的徐渭、文征明、郑板桥，他们讲究的笔致墨韵，昭示兰花不俗的气质，让我们升华对“兰花”的想象。
施香沱在文中并没有说明林学大何时在画上题词，经过搜索当年的华文报章，首例以“胡姬”作为本地兰花的指称，出现在1948年3月25日的《南洋商报》，其记者陈雪锋写的一篇画评《几句忠言》中。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施香沱所说的中华美术会年展，应该是指二战后由华人美术研究会（中华美术会前身）举办的第二次年展，于1947年10月期间举行。
中国汉语“兰花”的应用自有其文学和美学历史的沉淀，新加坡华语的“胡姬花”的使用也有其地域环境的合理性，本来可并行而不相悖，不料在1999年新加坡华语圈子却掀起一场孰为正朔的争论。这场争论引爆的起火点是，当年李光耀资政发出正确使用英语的呼吁，本来并不涉及华语，却引起许多人投书华文报章，也纷纷讨论起使用“正确华语”的必要性，其中就有十几篇争论“兰花”或是“胡姬”，孰该用孰该废的文章。
检验一个词语使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还得从它产生的原因，传播的过程和最后被广泛接受的角度去探讨，也就是把它置于具体的语言使用，它与其他表达同个对象的词语，在整个竞争淘汰的历史过程中寻找答案。
“胡姬”一词在新加坡的传播和使用，始终得到华文报章特别是教科书的助力，让它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规范用语。在上个世纪的50和60年代，新加坡曾是东南亚华文文化扩散辐辏之地，展现其间的华文报章和课本的跨国流动，深深影响东南亚的华文使用，也让“胡姬”搭上顺风车成为东南亚普遍接受的华语用语。
这种呈现多样性指称的混乱情况，最后因为“胡姬”一词的登场而告终结。“胡姬”一词的提出，颇具偶然性和戏剧性。根据学者林万菁引其老师施香沱的说法，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今南洋艺术学院）校长林学大，在其本地兰花画作上以“胡姬”名之。以“胡姬”称兰，林学大遂成首创之人。施香沱在《我在美专卅一年》这么说：“……有一次中华美术会年展，林故校长出品一件在绢上用双钩画法写的‘胡姬’。当他标题的时候。吴得先先生（林故校长老师，时兼美专华文课）和我都在座，吴先生说不若以‘胡茝’较好，茝，香草也。但我却赞同‘胡姬’的命名极有诗意，而且和花的娇艳轻盈非常相称，何况胡姬正和彭渊材恨海棠无香同为千古憾事。于是胡姬一名竞为华文报所采用，从此风行。”（见施香沱著、林万菁编校《香沱丛稿》）
自从华人首次参与胡姬花展之后，有关胡姬花报道的见报率越来越高，特别是在胡姬花成为新加坡的经济作物，并在1939年首次出口到欧洲市场之后。纵观这整段时期的华文报章，胡姬花的指称五花八门，有沿袭中国传统直接采用“兰花”来表达；也有采用源自英语orchid的音译，比如“乌吉”“奥杰”“乌乞”“奥植”等；有者采用“兰”“花”或者“兰花”作为中心词，再配以音译词或其他词语作为修饰的复合词，比如“乌桔花”“乌吉花”“乌结兰花”“野兰”“香兰花”“西洋兰花”“洋兰花”“寄生野兰”等，不一而足。报章在以“兰花”作为指称时，有时也会在“兰花”一词前面加上比如“寄生”“马来亚特产”等定语，可见当时一些人对于“此兰非彼兰”的认知是清楚的。
依循两构词主轴
胡姬花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上，被赋予多重的象征意义和使命，具有非比寻常的价值，“胡姬”不仅仅是新加坡特色华语词语，也普遍为东南亚华人接受，成为区域性的华语词语，其存在的合情合理是毋庸置疑的。“胡姬”和“兰花”在新加坡语境中，各有不同的意涵，两者各司其职，可以并行而不相悖，不存在“存此”或“废彼”的问题。
胡姬花为新加坡华社所熟悉大约是在1930年代。1932年，马来亚胡姬学会主办的第二届胡姬花展览会，第一次有华人胡姬花种植者参与，也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的华文报章开始出现胡姬花的报道。检索一下当时新加坡五大华文报章，即《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叻报》《新国民日报》以及《总汇新报》，这个胡姬花展只有得到《星洲日报》关注和报道，它以“兰花”来指称胡姬；《新国民日报》则把它归在“星洲日记”栏目下，仅用一行文字报道，用的词语是“香兰”，其他报章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均付诸阙如，可见胡姬花此时尚未深入华社，还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在历史考证上讲究的是“孤证不立”，林学大首创用“胡姬”一事以及时间点，我们也可从吴得先的《守琴轩诗稿》（吴渼编，南洋艺术学院出版）得到佐证。从收在书中的《题在炎阿茝》这首诗的手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把原来写就的“胡茝”涂掉，改为“阿茝”。《题在炎阿茝》是吴得先为指画家吴在炎的本地兰花画作题诗，诗作志期49年9月。“阿茝”即指“胡姬”，经过与林学大争辩之后，吴得先仍旧采用“阿茝”，可见他对此事的坚持。施香沱文中所说的吴得先建议用“胡茝”一事，由此得到证实，同时也足以证明林学大首创用“胡姬”一说其来有自。
“胡姬”其实并非杜撰的词语，它的原义是指来自外国的女性，尤指西域美女。此词经常出现在古诗词中，李白就有好几首诗以胡姬入诗，比如“落花踏尽游河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等。李白诗中展现胡姬貌美如花，笑颜更令人如沐春风。林学大以“胡姬”作为借词来指称本地的兰花，看似信手拈来，其实他是感受到“胡姬”在李白诗歌中的貌美如花，令人如沐春风的形象，更适合用来称呼本地的“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