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家庭医学课本和期刊时，我发现了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在1977年首次提出的医疗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然而，时隔多年来到现时今日，医疗团队还是不会马上想到心理与社会对患者的影响。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要更好地解决患者的健康和照护困扰，被忽略的关键就是社会性因素。
医疗的焦点正在转变。我们不再只是治疗疾病，也会针对疾病的根本导因，以及拖缓康复过程的社会因素。能够填补治疗方案的缺失，让治疗更全面的方案，就是“社会处方”。
2019年，新保团社区医院首次把社会处方正式纳入医院的护理模式。同一年，英国国家社会处方学会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处方倡导者，把3月14日定为“社会处方日”，肯定所有为患者提供社会处方的医疗人员和组织。
值得庆幸的是，医疗的焦点正在转变。我们不再只是治疗疾病，也会针对疾病的根本导因，以及拖缓康复过程的社会因素。能够填补治疗方案的缺失，让治疗更全面的方案，就是“社会处方”。
我敬佩的阿图尔·加万德（Atul Gawande）是美国外科医生、作家兼公共卫生研究员。致力于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他经常强调，微小的改变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社会处方就是这样一个微小的改变——最人性化的做法有时才是最有效的医疗对策。乐活协调员对于患者的关怀往往胜过医生开的药方。
超过80%的健康状况是受到非医疗因素影响的。这些因素属于“影响健康的社会关键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包括人们生长、居住、工作的社区环境，也涉及体能活动、艺术类项目、亲近自然环境，以及心灵寄托如宗教信仰类活动。
我想对所有社会处方的倡导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填补了医疗体系的空缺，建立了通往更健康幸福的生活的桥梁。让我们努力坚持下去，继续倡导社会处方！
“社会处方”意即了解病患需求、爱好、生活习惯等，为他们制定个人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在新加坡保健集团实践“社会处方”的是乐活协调员，他们让我对整个医疗体制重拾信心。乐活协调员的工作不仅仅是转介服务，他们与患者建立的紧密联系能够赋予患者力量，慰藉患者的心灵。每周的同行评议交流会上，乐活协调员的讲述总会鼓舞人心。
社会处方让治疗更全面
情绪低落的年长者通过艺术重拾信心；喜欢囤积物品的女士最终同意清除家里堆积了几十年的杂物；独居乐龄人士加入尊巴舞小组后，生活重放异彩。这些都是“社会处方”（social prescribing）发挥的作用。每次听到新加坡保健集团（SingHealth）的乐活协调员（well-being coordinators）分享这些康复故事，我都会觉得振奋人心。
延伸阅读
对医疗体制重拾信心
20世纪80年代末学医时，我看到了仅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治疗患者的局限，对于医疗的效益产生了更深刻的想法。之后，我成为家庭医学的坐诊医生，这是新加坡在1990年代冒起的新兴医疗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