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朱浩培申请到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海外艺术家驻留计划（artist residencies）去到印尼日惹，恰逢当地政府刚刚通过法案，不允许农夫有自己的种子，所有种子必须从政府指定分发的机构购买，引来民间一阵抗议。
在《种子主权》的展览中，朱浩培通过影像、互动装置让人了解该议题。展柜里放着种子，公众可任意取用拿回家种稻米。种子包装上印着复古画像和稻米女神头像，还附上种植指南。展示空间内立着稻草人，用与纸板相近的木浆色写出横幅字样，须凑近看才能看得出，象征着农夫无声的抗议。
对于物质世界他毫不关心，有吃有用就行，反倒花更多时间经营着天台的“秘密花园”。在公共菜园里种起了稻米，用网盖起来悉心照料。稻米丛散布着小朋友丢弃的玩具做装饰，童趣十足。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朱浩培开辟了一片地，播种、浇水、施肥，见证着土地的馈赠。
随着与当地农耕群体接触并收集资料，朱浩培了解到，种子管控问题不只是在东南亚，而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种专利权。基因改造技术的进步让新改良的植物被视为专有产品，种子开始有了专利。“今天的许多种子，至少在法律上，属于各个跨国种子公司。他们去买当地人的种子收在仓库里做研究，基因改良后，农夫再也拿不回之前播种的品种，因而限制了植物多样性。”
对青年艺术家朱浩培来说，物质生活并不重要，他关心农民赖以生计的种子。《种子主权》展览，以艺术的方式让公众跳出都市的框框，了解种子与土地的议题，为农夫争取“知识产权”。
生活中的朱浩培，是个反对过度消费的环保人士。作为本地最早一批的“剩食族”（freegan），他以捡拾丢弃物品和分享物资的方式过生活。采访当天，他穿着T恤、牛仔短裤，戴着一顶探险家渔夫帽，身上的每件单品都是从家楼下捡来的，包括镜框（只是换成了自己度数的镜片）。在物质和消费欲泛滥的今天，他崇尚节俭生活，减少浪费。所住的组屋有很多年轻家庭，好些衣服连吊牌都还没剪掉就扔了，丢弃的家具多是七八成新，品质尚好，他都捡回家用。还在社区建立起了“剩食族”联络网，每晚会有人到社区的餐馆和店家收集多余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
将环保践行于生活
这几年，朱浩培的艺术研究环绕着环境、人文、宗教，在“种子主权”之外，2017年在柬埔寨艺术家驻留计划中，他对当地盛行的树木出家仪式（Tree Ordination）产生兴趣。为保护林地遭受毁坏，僧侣为树诵经祈福，用出家人穿戴的番红花色袈裟包裹树干，“出家之树”将被视为神圣的象徵，可免遭砍伐。朱浩培从中了解到，环境主义者也可以用信仰的力量保护大自然。“很多时候我们强调环保要用科学的方式，但走出城市到僻远乡村，相信宗教比相信科学的人多，要说服他们环保还是要通过信仰。”
朱浩培（32岁）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求学期间对东南亚艺术、历史和宗教产生浓厚兴趣。每当听老师讲起壮观的历史古迹，如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婆罗浮屠（Borobudur），柬埔寨的吴哥窟等，纸上得来终觉浅，他想去实地看看。每逢学校假期，他努力打工赚钱，然后背包旅行，在旅途中对区域内的文化愈发着迷。
目前正在公共图书馆巡回的《种子主权》展览（Seeding Sovereignty），是青年艺术家朱浩培对于土地课题的反思。通过装置艺术，带公众跳出新加坡都市化的边框，把视野扩展到农田，在与土地的连接中，了解种子面临的困境。
留驻印尼初识“种子主权”问题
种子是农夫赖以生计的“命根子”，自从专利概念出现后，农民不得不保护自己的种子。在朱浩培看来，这一做法侵犯了农夫的“知识产权”。“务农也是一种知识，一种无法通过书本读到，只能在经验中积累的知识。当地农夫身体力行，将农耕经验代代相传，只是因为他们不晓得注册专利的概念，就拿不到种子主权了吗？”印尼当地素有偶像崇拜的习俗，祈求稻米女神Dewi Sri保护种子茁壮生长，来年有好收成。自从有了种子条例，当地人开玩笑说为什么还要拜稻米女神，估计连她都不认得这些改良后的种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