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去问询处，柜台小姐姐的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一边点头一边做笔记，罗列我目前可以做的一二三件事。全试了一遍，无效。

我的演技渐入佳境，抽抽嗒嗒地打通了朋友父亲的电话，里面的主管又出来了，冷冷地请我离开。当我请他接电话时，他满脸防备：“电话那头是谁？你先告诉我电话那头是谁？”确定了我朋友的父亲无法对他构成威胁后，他接过电话用非常典型的话术拒绝了朋友父亲的所有要求，“……是的，我们刚才已经努力帮她想办法了，先生，但是我们想帮她也帮不了的呀。”

新加坡不允许我只是过客，于是我回家了。我又看到了机场大道两旁的椰子树，趿拉着拖鞋、提着Fairprice购物袋但戴着口罩的人。

握着手机，我忽然产生了些流氓式的勇气。我回到了中转柜台。当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抬起头时，我酝酿着情绪，递上护照，吸吸鼻子，哇地抽噎起来。上一次在公共场合哭出来可能还是幼儿园时因为没有拿到想要的气球。其实这两事也没有本质区别。

我愣住。

然后一阵扑腾，又喊道，我去买bubble tea。你快问馨宁要什么口味。

到了中转柜台，我递上证件。柜台后一只手接了过去，键盘上噼啪敲一阵，迟疑。旁边走来一位主管模样的人，扫了一眼屏幕：“你这个得出去提取行李重新登机。”

出发时本以为自己这次是作为过客经停新加坡。飞机落地，我急匆匆去办下一班转机手续。在防护面罩下，两年未见的樟宜机场像加了什么怀旧滤镜，模糊又遥远。

飞机降落到新加坡，我给父母发短信：到啦。

我跑去海关、出发大厅检测站点，打电话给起飞地航空公司尝试理论，无效。

“没办法。你只能去问入境区的人能不能通融。”

其实还有半个地球要飞。这是去年8月的事情。千辛万苦搞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从家乡出发南下到厦门，再飞新加坡转纽约，全程在地图上画了个巨大的对号，好像在打卡冠病疫情给人带来的一波三折。

“这个应该是联程机票，可以办的呀。起飞地的工作人员这么说的。”

我愣住：“可是我出去就要做核酸检测，48小时才出结果，下一班飞机是今天晚上，来不及的。”

我只好下楼去入境区，但移民局称出关必须做检测，即使我已经有24小时内的阴性报告。一个满脸学生气的工作人员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困惑又同情地看看电脑，又看看我。

于是在落地新加坡的四个小时内，我像是先错搭了冷气开到最足让人瑟瑟发抖的地铁，下错了站，坐电梯回到地面时，却被暖暖的口音和熟悉的阳光包围。我一边迅速收起眼泪一边收拾东西出关，叫车，维持秩序的老爷爷看我似乎很焦头烂额，不断地说：“慢慢来，慢慢来。”等来的德士司机表示只收现金，老爷爷看起来比我还气愤，用我听不懂的闽南话大声和他理论。

电话那头我朋友大喊：好耶！

主管已经坐了回去：“不好意思，我们办不了。”

新加坡不允许我只是过客，于是我回家了。我又看到了机场大道两旁的椰子树，趿拉着拖鞋、提着Fairprice购物袋但戴着口罩的人。车到朋友家的组屋楼下，她和她父亲已经在门口等了，我从车里朝他们挥手，一出来是潮湿温热的空气。朋友接过我的行李，大笑：“Shao Xinning you are a mess！”

于是我真的回家了。热闹的晚饭，和朋友深夜聊天，卧室里新加坡独有的说不清是什么植物混杂着一定空气湿度产生的香味，风扇哒哒地转着。我合上眼睛便睡着了，一夜无梦，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我一如计划地进行着环绕地球的飞行。

我默默思考着等下怎么订酒店、换机票，怎么独自一人面对这次乌龙。我的手机被递了回来，朋友父亲说，馨宁，看来你确实得明天再走了。我一会儿跟航空公司的朋友打电话，帮你换明天出发的票。你等下出关，做完检测，直接打德士来我家。

于是我这个小皮球又被踢回了到达大厅。本来想着到达后在机场大餐一顿结果楼上楼下跑酷了一轮的当事人饿了，于是怒吃了一包饼干。想着直接再找航空公司估计也没用，我打开手机，刚才朋友圈发的求助信息已经收到了一串留言，一个新加坡朋友则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是我这位朋友的父亲：“你去找航空公司柜台，把电话给他，我跟他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