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城市书房也售卖本地、马来西亚与香港的独立出版品，形成书店特色。华文书外，店内还有英文、孟加拉文与印度尼西亚文书籍，后两者主要是与本地移工团体One Bag, One Book合作，为移工群体提供读物。
海外书价逐年上升
消费税上调的挑战
艾瑞·卡尔《好饿的毛毛虫》（中国：明天出版社），2008年定价人民币39.80元（按当年汇率，约8.80新元），2022年定价人民币46.80元（按当前汇率，约10新元）；
宋志忠说，中国目前走环保路线，从前当地纸浆厂污染河流，如今已被整治，加上中国减少砍伐树木，必须进口原料，因此纸张涨价。此外，中国人均生活水平上升，人工的成本自然也向上走。
面对书价上涨，宋志忠说：“我最担心有一天会变成，人们有多余闲钱才看书……书不应该是奢侈品，书是必需品。”他不希望书本会变成奢侈品，“那样就没意思了。”
海风书屋负责人汪来昇则认为，本地华文出版品还不够多元，主要以文学、学术和儿童读物为主，还无法取代进口书。
本地大型综合书店纪伊国屋书店则担心价格持续上升会让消费者怯步。
经营书店二十多年，马晓敏说：“能继续帮读者找到他们要的书，还是很开心的。”
创办人陈婉菁说，城市书房的主要收入其实来自自己出版的书籍。未来会花更多精力经营出版，目前他们正在制作本地英文作家亚非言（Alfian Saat）的短篇小说集华文译本《走廊》。
电商与电子书的挑战
最让宋志忠头疼的是：每一本书都要重新贴价钱，而且还得连续两年做。
此外他也指出，相对欧美书籍，新文潮的书其实更便宜，放在市场上是中间价位。
电子书平台对书店也有一定冲击，马晓敏指出，杂志读者已经转向电子平台，因为实体杂志总是迟到，读者不会要在2月份读1月份的杂志。她说书店也必须与电子书平台合作。目前中国大陆书的电子版会在实体书上架半年后才开卖，但台湾已经有实体书、电子版同时上架的情况，一旦成为主流，对书店业者又是一大挑战。
本地书面对成本上升压力
汪来昇也经营出版社，新文潮出版社去年开始营业，他们的方式是在台湾印刷，由台湾的合作伙伴负责发行。林韦地创办的季风带文化也在台湾和马来西亚经营出版和书店。
陈婉菁坦言，单凭书店的盈利无法负担新店面，所幸她丈夫经营的室内设计公司长期与书店共享空间，才有办法买下新店面。
不过租金永远是个问题。
买书应获政府补助？
人们经常讨论，如果书本是特殊商品，那是否应该获得更多补助？
不过林韦地认为实体书店不必与电子书比速度，因为书店应该提供的是深度，而不是速度。
在环球化的当下，本地华文书店必须面对国际电商的挑战。
友联书局董事经理马晓敏请门市同事准备了一份清单：
高华《历史笔记》全二册（香港：牛津大学），2014年定价港币300元（按当年汇率，约49新元），2018年定价港币380元（按当年汇率，约64.60新元）；
海外书价上升的因素很多，从与马晓敏、宋志忠、城市书房创办人陈婉菁、草根书室董事林韦地、海风书屋创办人汪来昇的访问中可以归纳为：一、纸本书小众化，印量小，推高售价；二、原材料纸张价格上升；三、海运与空运费用上升。
不过桥北中心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她在英培安经营旧草根书室的时候，就在桥北中心三楼结缘，没有那段经历就没有现在的城市书房。
陈婉菁提出两个国外的例子：台湾可以免图书税，马来西亚的消费者买书后可以扣税。“希望政府可以对书本网开一面，特别考量，尤其是本地自己的出版品。”
书店发言人受询时说：“价格上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尤其是选购书籍时将会更保守，慎重挑选。毕竟我们所售卖的书籍不如学校必需的课本、练习册等，所以消费者有可能会减少踏进实体书店，进而销量减少。”
马晓敏则说：“我想人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心要往哪边放？还是需要滋养心灵的东西，还是需要思考，不管电子书、实体书，你要有想法、激荡，要看看人家的世界怎么过。不管阅读的载体是什么，人对心灵世界的追求是不变的……我们不要说诗和远方，我们就说，了解一下，世界的局势，别人怎么生活，为什么巴菲特那么厉害吧。”
成本上升，盈利减少，本地华文书店与华文出版社还有多少生存空间？
城市书房则已经确定要搬出桥北中心，5月底到如切的新店面营业。
实体书的前景不明朗，书店还有必要存在吗？
本地出版品受欢迎
对于这个问题，宋志忠相信，人与人的接触是书店的价值所在，“到书店是一种心灵感触。人与人的沟通跟电子书不一样。很多人希望到书店去就是为了这个感觉，这就是我们维持下去的动力。成本高，很难维持，我们就省省做。我们当初开书店就是要经营文化生意，没想要赚。我们就做到不能做为止。”
汪来昇、林韦地与林得楠都谈到英文书比中文书普遍昂贵的现象。林得楠呼吁，新加坡消费者应该改掉“英文书贵合理，华文书不能太贵”的观念。为了本地书市的健康，也不能总是期待大促销。
林韦地相信实体书店经济上也维持得下去。
她只希望能与建屋发展局达致双赢，给友联一个未来。
对本地读者来说，教育制度与阅读习惯使然，新一代较难接受直排的繁体书。早期友联书店专营台湾书，现在繁体和简体书的比例已是四比六了。
在台湾印刷再运回国，新文潮的书价可能比其他本地出版社的书价稍高，汪来昇回应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拿任何政府补助，我们用市场价来做，其他可能是补助价，或他们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控制成本。”
林韦地认为：“书店的价值还是选书。其实这个时代，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上买到，现在书店的角色比较像选书人……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要的不是资讯，而是帮大家编辑和选择的人。”
宋志忠认为新加坡有潜能，他发现很多读者对本地内容感兴趣，也会主动支持本地作家，他举例，林恩和谈本地文史掌故的几本书就非常受欢迎。
无论是进口书还是本地出版物，近年来都面对成本上升的挑战，加上电商和电子书的冲击，实体书店面对生存危机。本地几家书店经营者受访时分析书价节节升高的原因，也分享他们如何调整角色定位，寻找适应时代的生存之道。
宋志忠则指出，新加坡政府其实早已发现海外网购对本地中小企业的影响，2023年起将对所有通过空运或邮寄方式进口，价值在400元及以下的商品征收消费税。他希望这一措施能惠及本地书店。
宋志忠坦言政府其实很难特别援助书店业者，他打个比方：书店和邻里电器店都是中小型企业，政府很难偏向其中一个。但他认为，至少要保留百胜楼这一文化地标。
当然台湾出版商也遇到困难，马晓敏指出，以前台湾书一刷3000本，现在仅1000本，成本自然提高。
林得楠认为一般消费者经常忽略制作一本书的专业费用，包括作者版税、编辑、美术设计、装帧等，本地出版社因为印量小，定价偏低，经常卖一本亏一本。
马晓敏说：“我1995年来友联，当时台湾的翻译书一本20多块新币，中国（大陆）版10块，差别很大。现在同一本翻译书，中国版和台湾版价格差不多了。”
电商平台通过大促销吸引消费者，造成书本定价的“通货膨胀”。
娄绍昆、娄莘杉《中医人生》（台湾：漫游者文化），2015年定价新台币480元（按当时汇率，约20.64新元），2019年增订版定价新台币760元（按当年汇率，约36.55新元）。
今年是友联70周年，马晓敏的愿景是让友联经营至少百年，因此书店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友联经营10个新媒体的账号，与时并进，“不能跟潮流对着干。”
新加坡华文书店售卖的书籍以台湾、中国大陆出版物为主，其次是香港、马来西亚与本地出版品。
林韦地以台湾为例，电商常态性的七九折、六六折，迫使出版商抬高定价，以减少削价战带来的损失。“一本书本来定价400新台币，但考虑到折扣战，拉高至500新台币。书本出口到新加坡的时候，却仍以500新台币来算，使我们进货成本上升，最后反映在零售价上。”
书店存在之必要
过去两年，世界经济受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最近因俄乌战事，更使得原油价格飙涨，让本已上升的国际货运成本再度攀升。加上其他因素，无论国内外，纸本书的定价逐年上升。
曾几何时，中国出版品定价偏低，给人华文书籍便宜的印象。如今大环境改变，中国大陆书籍的定价也快追上港台了。
本地出版社八方文化创作室受询时则说：“我们会尽量保持现有的定价，但同时我们也会根据税率的调整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同时希望政府会有新的优惠政策来支持出版社。”
林得楠估计今年起本地书定价会比疫情前高10至20%，“但这也可能是定价虚高，因为成本造成的价格高，而不是需求。”
其实本地书也面对成本上升的压力。玲子传媒社长林得楠受访时说，20年来，每本书的定价已从最初9至15元，逐步上升到15至25元。“我认为这个主要的定价范围，在新加坡不算高价，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衡量，还是偏低的。”
此外，实体书的书感和书店选书的品味是无法被取代的。
林得楠认为，国家除了辅助出版，也应该辅助买书。
本地华文书店和出版业在可预见的将来还面对一项挑战：明后两年消费税将调高至9%。
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中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定价人民币29元（按当年汇率，约6.40新元），2019年定价52元（按当年汇率，约10.14新元）；
马晓敏也说，一般图书馆、学校来洽询新书时，首选都是本地书。友联书局打算扩大本地书区，因为本地书店本就该以本地和区域内容为主。她也发现本地华文出版的内容更多元了，去年几本关于本地生活饮食、本地走透透的书都很受欢迎。
友谊书斋执行董事宋志忠则拿出每年出版的《咬文嚼字》，2018年定价人民币40元，2019年定价人民币50元，2020年定价人民币60元。
如果进口书贵了，本地华文出版物可以替代成为书店主力销售的商品吗？
有人说“上网买比较便宜”，但马晓敏指出，以博客来为例，加上国际运费，其实要买10本以上，价格才跟本地书店的零售价一样。
对他们来说，新加坡成本太高，加上币值强，要从新加坡制作再出口到其他华文阅读地区，不符合经济效益。
友联书店门市店面的30年屋契仅剩五年，马晓敏最担心的是到时被建屋发展局收回去，书店难以市场价租回。
对城市书房而言，本地书一直都是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