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求职网站信息，安全大使月薪介于1800至2500元之间。
前酒店财务郑丽珠：这是个教育公众的过程
聊起这份工在想象与现实的差别，郑丽珠说：“公众印象里SDA就是走来走去，例行检查，好像看起来很简单。自己做了才知个中辛苦，吃力不讨好，还常被人家骂，觉得很委屈又不能做什么。不管别人怎样讲你，出于工作职责，还是要礼貌地跟对方沟通。”
待飞空姐罗斯琳娜：亲切感融化大家
前导游林荣华：将心比心让对方接受
林荣华清楚地记得，去年4月7日阻断措施开始，也是他开工的第一天。“刚开始一切都很安静，不允许外出就餐，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必要服务开店营业。初步解封后，大家纷纷走出家门，很多人太久没碰面，一见面就很亲切地想要靠近一点讲话；也有些刚戴口罩不习惯，怕对方听不清楚，大大声讲话。当时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提醒大家保持距离，小声讲话，不要聚集太多人。”
归还餐盘的新条例推出后，她们到邻里派发传单，发现排斥情绪并非来自公众，而是清洁人员。“安哥安娣不高兴，质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担心会因此失去工作。了解到他们的情绪点后，耐心解释这样做不是要替代工作，而是为了他们好，减少收碗盘时接触食客用过的纸巾，降低感染接触的风险，实际也是在保护他们。”
林荣华说：“刚开始难免有些遭人反感，店家会觉得我做生意你来管我干嘛。我们也理解他们的难处，开店开销大，要还人工租金。条例不断变化，开开关关，难免有点无所适从。这就需要一些沟通上的技巧，将心比心，我们讲话态度放软一点，不要太冲太硬。好好解释对方也会接受。”
刚开始做这份工作，家人不太接受，觉得在外面走很危险，万一不小心中招怎么办？林荣华说，为了生计，有工可以做，还是决定出来试试。每月除了薪水和公积金，做晚班有交通补助，可以搭德士回家，也有保险公司提供的医药福利，看医生便宜些。“担心害怕谁都会有，但有工作基本生活就有保障。加上自己当导游惯了，平时闲不下来，喜欢到处走动，这份工很适合。只要多注意防护，勤洗手戴口罩，回家冲凉了才跟家人接触就好。后来同事陆续都打疫苗，疫情平缓，成为新常态，家人也就慢慢习惯。”
《联合早报》记者跟访安全大使，体验巡逻生活，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小贩中心执勤时，常有遇到不配合的公众。譬如一家人来用餐，故意挤坐在打叉区，上前提醒，对方以略带轻蔑的语气说：“那好啊！你给我们找位置啊！”也有摊位老板不戴口罩，一直讲话不停，“上前告诫对方非但不听，还给出一堆理由，还指责我们没有帮他收盘子，可是收盘子不是我们的工作啊！”还有遇上有样学样的例子，“badge（胸章）嫂”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有安哥专门上前来找她们说“show me your badge”（让我看看你的胸章），让她们看了哭笑不得。
“安全大使”是疫情下催生的新职业。他们身着红衣制服出现在公众视野内，维持着公共空间的安全秩序。如今他们的身影已为人熟悉，但背后的酸甜苦辣又有谁人知晓？
现在的罗斯琳娜，虽然受疫情影响无法执行飞行任务，却把空乘人员的专业素养用到安全大使的工作中。一来二去跟店家熟悉了，也会时常收到对方的问候：“很遗憾看到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现在你们每天要出来巡逻，几时会回去飞啊？”每每收到这样的关心，罗斯琳娜会心一笑说：“快了，我也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每天开工前，郑丽珠（49岁）会吃几粒维生素再出门，提升免疫力，开启新一天的巡逻。去年7月当她还在酒店做财务时，受疫情冲击，在公司安排下，加入环境局的安全大使，主要在小贩中心巡逻。
考脚力与个人体质
遇到过最恶劣的情况，有安哥为了要找座位，撕掉桌上的胶纸贴去其他地方。郑丽珠上前劝阻，却被他大喊大叫骂了一顿，“早上7点一开工就遇到这种事，心情自然会受影响。”好在后来执勤的警察路过，教育安哥一番并让他当众道歉。对此郑丽珠告诉自己：“这份工作也是一个教育公众的过程，看到对方态度从恶劣到缓和，也算是感到欣慰吧！”
在过去半年里，林荣华瘦了八公斤。作为一名安全大使（safe distancing ambassador，简称SDA），他的身影出现在小印度的街头巷尾，执勤巡逻一走就是大半天。
有时要斗智斗勇，想办法说服人。禁止堂食期间，街角的咖啡店聚集一群德士安哥。上前询问，安哥说三十多年了，他们习惯在这里吃了早餐才开工。林荣华想了想说：“老哥哥，三十多年前可没这个病，现在有这个病啊！”安哥听了一怔，无言以对，只好道歉离开。有时听到一句让人语塞的质疑，林荣华苦苦思索一个晚上如何回应，第二天再去找人解释清楚。他一再强调：“沟通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彼此理解一起合作，才能确保社区安全。”
人员来来去去，像他一样坚持一年半的不多，有些同事转行做保安，有些到建筑工地学开塔吊车，也有换去商场做，至少有冷气舒服些。因为离家近，林荣华还是选择小印度，做惯了也坚持下来。最令林荣华感到骄傲的是，执勤的一年多来，在小印度如此人口集中的区域，没有社区感染群出现。“因为我们一直在巡逻，有人看着大家还是会注意些。”也有暖心的时刻，店家打招呼道一声辛苦了，天热给他们送上冰水，有人关切地说：“安哥你每天这样走，从早到晚流这么多汗，越走越瘦了。”
据了解，全国目前共有3000多名安全大使，主要受雇于新加坡旅游局、新加坡食品局、企业发展局、国家环境局等机构，分布在全岛各地的旅游景区、商场、公园、食阁、巴刹等人流聚集处，维持着社区安全。
在外风吹雨打，日晒雨淋，安全大使一来考脚力，二来看个人体质。在艳阳下执勤时常流汗，身上的制服湿了又干。林荣华掀起T恤袖口，上下手臂早已晒出鲜明对比。很多女同事为了防晒把手臂包起来，但流汗下雨又会出湿疹很痒。为了走路方便，也有同事花钱买200块一双的鞋，减少关节磨损。平时大家聊天，都会分享点养生之道，像是每天回家泡脚放松一下之类的。
“最好笑的是，跟大家熟了之后，好像我们穿制服这一带什么事都要管。常常有人来问，安哥几时开放啊！几时可以堂食？搞得我们好像有内部消息，跟政府代言人一样。其实我们和大家一样，也都是看新闻才知道的啊！”
作为疫情下的新兴工作，林荣华坦言，起初很多人对安全大使并不了解，有排斥有质疑，经常会被质问：“你们的权利从哪里来？”“为什么要来管我？”对此，他总会耐心解释，这份工作也是新常态下的职责所在，寻求公众理解。后来随着媒体报道多，大家逐渐熟悉安全大使的存在，公众还是很有礼貌地配合。实在遇上态度恶劣，不遵守要求的个案，安全大使会通报有罚款权利的执法人员（enforcement officer）开出罚单。
再来就是沟通时的身体语言，跟安娣讲话时，罗斯琳娜会尽量蹲一些，身体动作不要显示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很有权威，让人心生抗拒。“我们是来倾听来沟通的，一定要摆正姿态，带着同理心。就算巡逻中遇到心情不好的店家抱怨两句，就让他们发泄一下吧！对方说什么，我们就认真听着。时间久了，大家会形成意识，建立起互动和信任。就像在飞行时我们会主动问候乘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用这种方式，反倒更容易和对方打交道。”
如今，记者跟着林荣华在小印度走一圈，所到之处总有店家热情的问候，时而招手示意，或停下来寒暄两句。小区内的“眼线”也多起来，人们开始主动跑来打“小报告”，说：“某某地方有人聚集，没有戴口罩，你们快过去看看。”店家也会主动请他们帮忙，遇上不守规矩讲不听的食客，就请安全大使来店里走一圈，“看，穿红衣的来了！”大家都会乖乖戴好口罩。
即使工作辛苦，郑丽珠坦言乐在其中，对她来说，仿佛开启一种新的可能性。“之前做财务主要是在室内，生活就是家和公司两点一线，很少出去走。现在因为执勤的缘故，几乎走遍大半个新加坡，去了好多之前没去过的地方，有些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每天多走路晒太阳，感觉身体素质也好些，口袋里常备一方小手巾，天气太热时擦汗用。手上的智能腕表可以记步，平均每天能走上1万至1万6000步。
郑丽珠的组长罗斯琳娜（Roslinah Katon Wilson，48岁）是一名空姐，也是捷星亚洲航空（Jetstar Asia）的客服经理。去年3月在公司与食品局的协同安排下，成为最早一批安全大使。几十年的专业训练，即便没有穿制服，你也可以从言谈举止中一眼认出她的身份。讲起话来柔声细语，语气却坚定温暖，似乎有再大的问题和抱怨，都能被她的亲切感融化。
刚过花甲之年的他，做了三十多年导游，也是本地导游协会创办人之一，受疫情影响转换身份，做起安全大使。林荣华说：“去年刚刚过完年，疫情来了，我们立马就失业。一开始大家都很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多亏一些机构联名申请，为受影响的旅游业、航空业者创造安全大使的就业机会，让我们至少有工作可以做。”
将专业客服技巧运用在新工作中，罗斯琳娜说：“疫情期间大家心情忐忑，我们沟通的方式显得尤为重要。讲话得宜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紧张情绪，而不是掀起更大的焦虑。须要耐心向公众解释，让大家了解我们一切的出发点，是为了预防疫情扩散。”
今年初，她决定全时间加入安全大使的行列，受雇于新加坡食品局。她与其他三名女生组成小组，主要面对商家，执勤时不须要穿制服。聊起换工作的决定。郑丽珠说喜欢SDA灵活的工作方式，“之前做财务总觉得事情多到做不完，现在没有这样多压力，所有事情当天clear，做完一天很有满足感。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在前线维持安全，可以为社会出一分力。如果这份工还在，我打算继续做下去。”
安全大使的工作不易做，一开始就连吃饭都成问题。林荣华爱吃炒粿条，打包到组屋楼下吃，“但没有桌子只有椅子，只好手拿着粿条吃。哎呀！不行，很烫手！”后来有了休息室情况好很多，大家可以在冷气房里休息一下吃顿饭。常期在小印度巡逻，林荣华也逐渐从“中餐胃”换去“印度胃”，现在问他哪里有好吃的咖喱，哪家排队人多，他都了如指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