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嘉丽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由于之前已在台湾工作，所以没有经历去年新加坡的阻断措施时期，因为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她就已身在台湾。
在日本东京教授成年人英语会话的林美彤（45岁），在当地独居已超过10年，日本已是第二个家。
潘嘉丽目前在台湾还在拍on档戏（边拍边播）《女力报到》系列。
嘉丽说，现在疫情升温，难免会觉得绑手绑脚，也有种害怕但又无奈的感觉，但就是一定要谨记防疫措施。“与之前相比，现在自由成了奢侈，人与人的联系也变成负担和责任。这让我变得更珍惜我爱的人，每一刻的相处都让我心存感激。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失去工作开始面临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所以我也很庆幸自己还有工作。”
林美彤说：“过去一年很多人想念过去自由自在的日子。回忆是好的，但不要陷入忧郁。关键是，要时刻保持正面心态，才能从容面对疫情，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异乡。”
相比两个生活的地方，潘嘉丽觉得自己还适应得不错。“我算是很容易适应的个体，个性比较乐观，正面思考，所以即便是疫情当前，也不会觉得特别难，我都会把难处往好的方面想。”
潘嘉丽对过去大半年的疫情，尤其是过去一个月的情况作小总结，她说：“我看到大家团结和义气相挺，一起抗疫。我很珍惜拥有的自由，同时很庆幸在疫情期间有稳定的工作。我也很开心，在新加坡的家人、亲友都好好的。往好方面想，我觉得疫情让大家陷入迷惘、低迷的同时，让大家体会自由和亲人的可贵。相信每个人都在这期间找到、认识，也了解，自己最在意和珍惜的是什么。”
郑思慧已经在美国接种疫苗。
她说：“这次全家到洛杉矶，是因为有商业机会。我有个日本餐饮概念在洛杉矶行得通，不管有没有疫情，有时机会来了就得赶紧把握，所以就过去了。虽然是暂时的，但因为疫情充满不定因素，也还未决定什么时候要回国。”
疫情导致世界各地大多数国家仍封锁边境，身在弹丸小国的一些新加坡人开始觉得身心受困。身处人多但地广的美国，郑思慧却也没有觉得特别自由。
比较新加坡和日本，林美彤羡慕与她同龄已经能接种疫苗的新加坡朋友。“日本政府才刚宣布65岁以下的当地人也许能在7月开始接种疫苗，关键词是‘也许能’，我认识的日本朋友都不乐观。但在日本，我却还能在地旅游，日本有太多神奇的地方等待探索，这是天生受限的弹丸小国新加坡所无法比拟的。疫情导致外地旅客大减，反而让现在的日本感觉更舒畅。”
嫁到澳大利亚的前新闻工作者黄绮芳（47岁），2018年在当地结婚，这之前她在悉尼安定下来已经有八年。更早之前，她在电视台当新闻记者，曾被派驻到北京和上海，有多年的国外生活经验。她坦言，之前的异乡生活，加上这几年在澳洲定居，都有助于更镇定面对疫情。
黄绮芳还在等待接种疫苗。
黄绮芳说，新南威尔士州在处理疫情方面成效显著，在悉尼生活不会感到太多的不便。当地人也非常自律，政府鼓励搭乘公共交通时须戴口罩，绝大多数人都会遵守。尽管目前疫情有所缓解，巴士上双人座如果已坐着一名乘客，其他人一般不会坐上旁边的空位。不过，很多时候坐着的乘客会友善地邀请你坐下。
积极的黄绮芳说：“我对抗疫情的方式，就是做好思想准备，尽可能充实自己。至于将来，随遇而安。”
同样嫁到他乡的，是本地歌手潘嘉丽（37岁）。不同的是，潘嘉丽在去年疫情期间才嫁到台湾，从之前新加坡的疫情高峰，到现在台湾疫情升温，潘嘉丽的心情也起落不定。
林美彤透露，东京处处可见到防疫的信息，餐馆和商场都提早打烊，火车站和街道上定时广播，劝请路人回家。“我除了必要品很少购物，晚餐一般都在家解决，平时也不在繁忙时间搭火车，因此疫情所造成的限制，对我的冲击不是很大，工作上则多了线上教课。”
郑思慧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疫情之前她和丈夫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考察，透过不同国家的文化汲取生活和业务灵感。
去年底开始在地球另一边的生活，郑思慧坦言压力大。“来到洛杉矶后，我大多数时间都和孩子待在家。在疫情年代，我觉得不能像过往一样，安全地如常生活，尤其是美国对冠病的条例，不像新加坡那么严谨。年初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都还没有接种疫苗，为了安全起见，我也暂时不用帮佣和月嫂。”
她认为，疫情是对人性过于自满的挑战，但相信最终大家会找到适应的方式。
林美彤在日本还未接种疫苗。
郑思慧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亚裔在美国生活的挑战，尤其是亚洲人受到歧视。郑思慧坦言，来自新加坡这个犯罪率低的国家，难免会担心。“但我来这里之后，发现实际的情况不如媒体报道的夸张，虽然确实有种族仇视，但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不要走出不熟悉的居住范围，不要一个人夜晚在外溜达，避免与任何人起冲突，尤其是在公路上，因为美国拥有枪械是合法的，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洛杉矶的郑思慧： 危机中寻找商机
在异乡的疫年，郑思慧认为人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郑思慧分析，变化不是因为在异乡生活，而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在异乡生活。最让她感慨的是，疫情限制社交，让一些友情变得脆弱，一些则变得更坚强。以前花很多时间出席的社交活动，现在看起来似乎都很浪费时间。基本上，郑思慧原本熟悉的很多东西都被病毒剥夺了，从工作、人际关系，到精神健康，都大受影响。
东京的林美彤：担忧中“马照跑舞照跳”
悉尼的黄绮芳：从容面对沉着应战
潘嘉丽还未接种疫苗。
她说：“我的心情其实蛮复杂的，新加坡虽然受限于地理环境，但这些年有许多精彩的内容等待发掘。尤其像我这样的吃货，在新加坡很享受，所以我很想家。在美国我也不觉得失落，只是偶尔会有点寂寞和孤立，因为我熟悉的事物都在千里之外。但与此同时，我对能在疫情期间，在一个新的环境展开充满可能性的全新生活和工作感到非常兴奋。”
“疫情暴发后，每当想念家人、朋友，以及家乡美食时，就和家人、朋友通过简信或开视频聊天。嘴馋的话，就在家煮些新加坡美食，我先生还特地学煮海南鸡饭安慰我。”
在异乡度过疫年，林美彤比较担心的是医疗。她说，身为外国人，染上冠病又无法及时就医，是最大的忧虑。虽然长年都在东京，但林美彤依然关注新加坡。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见新加坡人惯性地投诉，认为政府无能导致疫情失控，甚至羡慕其他国家的好。“实际的情况是，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好与不好。不少新加坡人经常旅游去过很多地方，但度假体验到的外国和在当地生活体验到的外国，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570万人口的新加坡在控制疫情方面，相信要比1.26亿人口的日本来得有效率。在外国工作生活了这些年，更让我觉得以前实在是将新加坡的很多方便和效率当作理所当然了。”
企业家郑思慧（46岁）也在去年疫情充满不定因素的情况下，为了商机与丈夫和三个孩子举家赴美国洛杉矶，开始新常态中的生活。
潘嘉丽这样的个性，或与以前当过空服员有关。她说，以前当空服员的时候，需要常常飞。后来是到台湾公司发展事业，现在嫁到台湾，一路来都还蛮适应的。
为了让自己尽量如常生活，林美彤依然出外用午餐，照旧在地旅游，但由于疫情，都是一个人。“今年，我只和两个朋友相约用餐，我也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场合，如新宿和涉谷。在餐馆用餐通常都是午餐或下午茶，避免人较多的晚餐时段。周末休假，我都尽量待在居住的邻里。基本上，调整了些许的习惯，但生活继续。我现在对待生活的态度是，珍惜所有的一切，活在当下，要安全、坚强、理智。”
疫情肆虐一年多，在自家门前防疫的国人仍在努力适应各种新常态。因各种原因得在异乡度过疫年的新加坡人，日子过得如何？
冠病疫情肆虐一年多，在本地防疫的国人仍努力地适应各种新常态。因各种原因得在异乡度过疫年的国人，日子过得如何？我们访问了四名游子黄绮芳、潘嘉丽、郑思慧和林美彤。
她说：“台湾当时疫情还算稳定。现在台湾才让我有阻断措施的感觉。我本来就觉得，如果没事，就应该多待在家里，才能一起齐心协力抗疫情。台湾人真的很自律，除非需要，他们都会自己待在家里尽量不出门。”
换言之，郑思慧到了洛杉矶后，除了得即刻适应当地的气候、时间，以及环境之外，更得一个人在异乡打理所有家务，看顾两个刚入学的年幼小孩，以及一个刚出世的宝宝，并在新加坡和美国的时差之间继续工作。“还好我老公很体贴，他的支持和鼓励，以及爱护，让我能更妥善地管理和控制生活压力。”
目前在悉尼的会议旅游业任职的黄绮芳说，每个国家国情不同，文化作风自然不同。这次疫情最大的感触是，突显各地不同的人性，新、澳都有一些拒绝戴口罩，刁难执法人员的人。
受访者提供照片
虽然过去一年没有机会回新加坡，但潘嘉丽在台湾会和相熟的新加坡朋友共聚，经常与艺人黄靖伦、王建复联系，甚至还到林湘萍家蹭饭，多少能解一点思乡之愁。
幸运的是，从收银员到侍应生，从邻居到新朋友，郑思慧至今还未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件。在美国这些日子，她最想念的是新加坡的家人、朋友和美食，还好她经常会收到家人和朋友的关怀慰问简信，在异乡仍能感受到家乡温情。
虽然在异乡，黄绮芳依然关心新加坡的家人，也关注新加坡的新闻。她说：“疫情之前，我每隔一年会回新加坡探望家人，家人也每隔一年会到悉尼来探望我。
台北的潘嘉丽：每个人都找到最在意的
黄绮芳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或许因为这些年都在国外生活，而且也曾实地采访过沙斯和四川大地震的新闻，这次的疫情对我的心理和精神冲击，没有想象中大，我就是从容面对，沉着应战。”
疫情暴发以来，林美彤基本上是在担忧中“马照跑舞照跳”，日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因为疫情而全面封锁，日本政府只能要求和鼓励日本人尽量待在家，但不能立法，也因此无法惩罚不这么做的人。日本人原本就很注意卫生，习惯戴口罩，林美彤也早就“入乡随俗”非常注意个人卫生。她说：“但疫情延续超过一年，仍见不到隧道尾端的光亮，所以我开始觉得需要更照顾自己的精神健康。”
这场危机促使人们认真检讨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例如利用电子科技的便利，超越地理限制，视像会议，直播会议或双栖会议等。这些科技存在很久，只不过我们一直延续旧习惯，习惯到公司上班、报到。现在许多人都体会到居家办公的利弊，重新评估和寻求生活和工作平衡。
持久的疫情扰乱了人们习惯的生活与工作模式。曾经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种种，包括远游出差，在世界村开创新生活，以及在异乡闯天下的理想，现在几乎都是遥不可及的奢侈。疫情颠覆的不仅是生活方式，更进一步分裂社会阶级，暴露丑陋的人性，种族歧视与仇恨事件屡闻不鲜，显著加大在异乡生活的挑战性。
仍选择在疫情下在异乡生活与工作的国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具说服力的理由，才能安心地离乡背井。面对种种的不肯定，亲人的慰问和鼓励，甚至餐桌上家乡的味道，都是坚定信念在国外工作与生活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