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裕民形容现在新加坡的华语文教育就像放在室内的小花，悉心照料，却因为室内的种种限制无法成长。反观马来西亚的华语文教育，因为处在体制外，野生野长，成就强大的活力。他说，1960年代以前新加坡曾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如今这个重镇已转移到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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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马华作家黎紫书收到一封电邮，邀请她担任新加坡一个文学奖项得奖者指导老师，她读了觉得来信的华文语句奇怪，怀疑出自机器之手，于是用谷歌将电邮内容翻译／还原成英文，似乎就说得通了。她不得不感慨，一个机构要推动华文文学发展，却连书写华文邀请函的能力都不足，同时还凸显了当今写作必须跟机器竞争的局面。
语言教育左右着新马华文学的发展，而方言不失为新马作品的优势。至于如何走出去，主持人、草根书室董事林韦地最后分享他的思考：新加坡的政治与金融政策总是布局很大，从区域思考问题，但来到文化课题，却总是把自己想象得非常渺小，拘泥于“我们只有500多万人”的市场，其实应该善用新加坡作为交通枢纽的特性，串联区域，扩大新马华文学的版图。
黎紫书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新加坡今天华文文学的困境又进入另一层次，你现在是跟AI斗了，以前你可能是要跟马华的作者斗一下，看谁厉害，现在你可能要跟AI斗了。”
对谢裕民来说，语感很重要。从前新加坡讲华语和方言的人多，对语言有一种自然的把握，现在华文华语不普及，人们需要特别学习语法来规范，情况就不一样了。
记者后来向该机构查询，对方证实电邮是同事直接以华文书写，其他同事帮忙修改词汇而成，没有使用AI或翻译软件。
这是黎紫书与新华作家谢裕民，5月5日在新加坡草根书室对谈时的一段插曲。
后来有现场读者提问，关于黎紫书小说《流俗地》使用许多广东话对白，以及中国新南方写作中方言的运用，是好是坏。黎紫书回应：北京话不也是方言的一种？读者长期阅读带有北京、东北、四川等方言的作品，甚至贾平凹的“秦腔”，为什么南方方言出现在作品中就必须特别讨论？
谢裕民：语感很重要
对黎紫书来说，小说家选择怎样的文字风格、腔调、书面语或口语，最重要的是能够说服读者：这本或这篇小说非这么写不可。
谢裕民认为那封信应该一开始就是用华文书写的，读起来怪，主要是因为新加坡语言环境使然，华文自带翻译腔。谢裕民以中国作家王安忆1991年来新加坡参加国际华文文艺营后写的《漂泊的语言》为例，王安忆当时就发现参加文艺营的新加坡年轻人华语词汇贫乏，还被语法限制了手脚。
她说：“我们有我们方言的特性，尤其在地方书写当中很重要，写怡保的故事，不能没有粤语……我的作品也好，林棹（中国作家、《潮汐图》作者）也好，能让中国大陆的读者一新耳目，领略我们的方言魅力。方言一点没有影响文学本身的素质，而是质感的提升。你方言用对了，就像是在食物里放对了调味料一样。”
用对方言就像放对调味料
或许黎紫书感受到的就是类似情况。
黎紫书对方言情有独钟，她对比广东话与东北话，前者生猛尖刻，有点恶毒；后者则“太逗了”，具有“欢快的节奏感”，两者都展现了地方特性。
谢裕民形容现在新加坡的华语文教育就像放在室内的小花，悉心照料，却因为室内的种种限制无法成长。反观马来西亚的华语文教育，因为处在体制外，野生野长，成就强大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