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者融入不同祖籍语言的说跳过程，采用述说及采访的元素搭建整个结构。作品也融合一些儿时的游戏及儿歌，比如123木头人与《世界小小小》等的环节。每一位表演者陆陆续续地在整个舞蹈里述说具有个人意义的故事情节。这些独角戏显得比较强烈，偶尔也弱化了舞蹈的环节。新的元素陆陆续续不间断地出现，比如表演者更换不同的服装，采用不同颜色的被子，也有较大灰色毯子与橡皮球等的道具。这些元素都有一定的象征含义，但未得到完善的发展。因此产生了一些不明确的方向，萌生了更多疑问。然而在作品里，有一幕具有感染力的是表演者钻到了地毯下后，把它塑造成一座山的画面。投射出大家齐心合力，愚公移山的精神。
每支舞蹈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都一定会累积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这作品当然也同样，必须经过多次的巡演，不断地沉淀及修改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跨国合作往往需要庞大的资金，勇气及耐性，因为它承载着许许多多的期望。例如，两地必须提供有层次的连接点及互动。表演者与课题的深入感受及价值观，也必须拥有浓厚的了解和默契，这些关键因素都需要时间去发酵。身为独立艺术工作表演者的他／她们，拥有的是一颗持之以恒的心，但尚需具有可持续性的永续发展机制以及机构辅助，才能达到最佳的效益水平。
编舞者周书毅与长期合作伙伴王榆钧（台湾音乐设计师）及李智伟（香港舞台灯光设计师）创造出辅助作品的气氛及画面。其次，李智伟的灯光投影出变化多端的倒影，同时也划分不同空间给予作品更多层次感的画面及想象。其中，让人感到惊艳的是来自台湾、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资深表演者“阿忠”（郑志忠）。在他身上看到了一股强而有力的能量。整个作品里，他不仅在轮椅上自由穿梭，也不被约束地抛开行动辅助工具与地板共舞。他把对于身体的了解及潜能发挥到极致，让人感动不已。
艺术作品是否能够撇开政治及历史领域的关联？地缘政治、外部势力干涉及历史不同见解等等的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所关注的趋势。《我所起舞的地方》既不是历史课本，也不是政治论谈。它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作品。当我们在研究一些课题的过程时，往往带来的可能是更多的疑问。而我们是否能真正撇清一切的矛盾点，选择一个中立的立场呢？
自古人类迁移是常态，科技的发展更加强了虚拟及实体、人和人之间的流动性。身份重叠及标签等之间的界线也因此模糊不清。台湾编舞者周书毅在《我所起舞的地方》中尝试探讨身份、文化、界线等课题。作为“华艺节2024”唯一的舞蹈节目，《我所起舞的地方》是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首次与位于台湾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联合制作。在周书毅的带领下，作品聚集了五位新加坡及四名台湾表演者。来自两个岛屿的表演者一同参与创作及排练，并在新加坡首演，然后才到台湾高雄巡演。
（作者是自由舞蹈艺术工作者）
《我所起舞的地方》并非舞动得很激烈的纯舞蹈类。它融合了不同剧场式的设计、氛围与气息。“我”的成分明显的比“舞”来得更关键，传达个人的故事及画面。同时“定义”及“界线”也在整个作品中不断地浮出及对抗。什么是“界线”？必须怎么去“定义”？作品一开始就以这样的格式，让表演者分布在剧场里的各个角落。有的在舞台上漫步，另一些在观众席上坐着，有的则在梯级间穿梭着观察每一位入场的观众。开场也搭配类似新闻播报的背景声音，不仅提到一系列新加坡及台湾的历史事件，也有关飞禽类迁移的内容。这样多层次的搭配，在其结构中埋下众多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