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带来新文化与新世代，我虽偶尔参与，但不擅长，也就不再随意褒贬了。
陈：我不相信有哪一场演说单凭自身的魅力，就彻底改变了历史——即便表面上如此。有的是酝酿，有的是提倡，有的是总结，有的是追述，再成功的“演说”，也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重心在水下。
在我看来，那些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也与整个时代的风尚相契合。有感于此，我才会在该书第一章的结尾写下这么一句：“所谓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乃一时代社会是否活跃、政治是否开明、学术是否繁荣的重要表征。”对于后者的发掘与阐发，不仅需要学养，还需要勇气及机遇。
陈：多年前，我在论述“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时（2007），曾提及：熟悉演讲的都明白，台上台下，能否成功互动，十分要紧。演讲者固然借助语言、手势以及身段在调动听众的情绪，而听众通过拍掌、跺脚、嘘声乃至走人等，同样达成对于演讲者的诱惑，使得其身不由己，往听众的趣味靠拢。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现场效果”，是演讲者与听众共同营造出来的。
延伸阅读
随着各种报刊数据库的建成与开放，检索近现代中国众多政治家、文人、学者的演说（无论基于人物、时间、地点，还是主题、传播、影响力等），不能说唾手可得，但技术含量显然已不太高，难度主要体现在集合、拼接与阐释。
陈平原教授，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
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讲，留下了著名的讲稿《无声的中国》，高呼未来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当代中国知名学者陈平原教授最近出版新书《有声的中国》，题目便回应鲁迅的文本。陈平原从清代兴起的演说活动着手处理中国思潮变化的过程。来临2024年吴德耀文化讲座，他将分享研究所得，揭秘“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前陈平原接受《联合早报》副刊采访，回答记者五道问题，反思演说的意义。
演说的魅力，一如舞台，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重复的。即便同一个讲题，演讲者也会根据听众的趣味与现场的氛围，做适当的调整。因此，了解现场听众的构成以及他们的需求，十分要紧。并非为了收获巨大掌声而曲意逢迎，你完全可以且应该坚守自家立场，但理解听众的学识、视野及趣味，容易找到沟通与对话的渠道，以及产生共鸣的契合点。
问：您研究的演说场景里，受众往往是怎样的形象？他们是看热闹的看客，抑或是嗷嗷待哺的理想主义者？在研究演说内容的时候，受众的反应是不是更重要？
对于演讲者来说，现场的氛围，构成巨大的压力。在十人、百人、千人、万人的场合演说，声调、语速、手势全都不一样；总的趋势是，人越多，手势越夸张，长句变短句，短句变单词（这里还得考虑麦克风放大尾音的影响）。在群众集会上演说，很难有冷静平和的思考与表达，往往是调子越唱越高，上得去，下不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场感”与“听众的压力”，很可能一直延续到书斋，渗透在你的思维以及笔墨之中。
至于说“哪一场演说最精彩又最富影响力”，这种提法本身具有排他性，我也不太喜欢。在《有声的中国》第四章“声音的政治与美学”中，我钩稽了十位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重要演说，阐发其演说理论与实践的意义。
问：在文盲问题未被克服之前，知识的传播依靠口耳相传。在留声技术未被发明以前，声音的历史如何被保留？您在处理“有声的中国”课题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因你问的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我假定讲者应该学养丰厚，态度谦和，愿意跟听众分享与对话，所以这么回答。但如果是宗教家或政治家，那不一样，吾道一以贯之，主要任务是说服，完全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问：作为学者、知识分子，您经常在世界各地演说。对您来说，一场好的演说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2024年首场吴德耀文化讲座，迎来陈平原教授的“有声的中国——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演说在晚清的兴起，令人关注。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启蒙或广泛的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陈平原教授将借助演说之氛围、乡音、变奏、危险、诗性五个不同层面，以政治人物及其演说名篇为例，从“声音”角度探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演进的轨迹和时代风貌。
问：您认为中国历史上哪一场演说最精彩又最富影响力？一场演说真的有改变历史的力量吗？
1924年5月30日，正在广州养病的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的邀约，在广州南堤的小憩俱乐部，对着留声机进行演讲。此演讲被制作成三张每份78转的胶木唱片，其中包括两张国语（华语）版，一张粤语版。这是唯一存世的孙中山完整录音，弥足珍贵，况且还有与之配套的《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
▲2024年吴德耀文化讲座：有声的中国——现代中国演说家的理论与实践 主讲：陈平原教授 日期：2024年1月20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3时30分 地点：报业中心礼堂（News Centre Auditorium） 报名：https://bit.ly/WTY2024 主办：《联合早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云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
我教了几十年书，不习惯对着空气讲课，上课时特别关注学生的眼神，根据现场反应及时调整论述策略。我明白，这种现场演讲，只能面对几十、几百人，不适用于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听众的电视演讲。
陈平原（以下简称“陈”）：你说的没错，文字寿同金石，声音则随风飘逝。留声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声音照样可以穿越时空，这对于传播新知、普及教育、提供娱乐，当然起很好的作用。但对于输入者来说，这首先是一桩生意，故晚清报刊上多有以“世界进步”为名的推销留声机的广告。
像孙中山先生那样自觉利用留声机进行政治宣传的，在近现代中国，极为罕见——或者没有那个意识，或者不具备条件。因此，如何重现那个转瞬即逝的“演说现场”，是个很大的难题。相对来说，文字最为简便，也最有效，比如当初报章上的新闻报道、演说实录，或者听众多年后的追忆，乃至小说家的驰想想象等。实际上，我们关于晚清以降“演说”历史与功用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借助文字资料。
问：如今科技进步，电视演讲可以让学术研究走入大众生活，如百家讲坛曾创造的奇迹，或当今人们戴上耳机随时收听播客的风潮。如果要对比今天与过去的知识与理念传播，您认为当代演说家继承了什么，同时在更便捷的这个过程里，是否失去了什么？
陈：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声音与图像的传播变得易如反掌，看电视、听播客成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好处是信息传播十分便捷，不必专门家，也都可能具备上个世代难以企及的百科知识。但信息满天飞，讲者遍地走的结果是，听众必须花很多时间来甄别真假与辨析高低，而讲者为了抢得更多的管道与流量，大都尽可能降低门槛，导致全民文化水准提升，但难得特异之才与传世之作。
陈：所有成功的演说，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还不够，还必须加上听讲者的“莫逆于心”，这才是理想的状态。每场成功的演说，都是一次演讲者与听众合力完成的“表演”。
最早将留声机及唱片引进中国的，是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英商谋得利洋行（Moutrie），据说时间是1897年。翻阅清末民初上海的报纸，确实多有“谋得利”的推销广告。现存最早的京剧唱片（1904年）是国外制作、国内销售；而1917年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与大中华唱片厂开始改在上海生产粗纹唱片——后者得到了孙中山的大力扶持，并亲自为之命名。换句话说，1917年以后，中国人已经能够在国内完成某些特定声音的灌音、制作与销售。只是基于商业的考虑，加上受众的经济能力与欣赏习惯，唱片内容局限于京剧等戏曲以及流行音乐，还有若干教学用品；在孙中山之前，尚未发现哪个政治家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宣传工具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