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原非开始让自己的阅读题材跟随好奇心延展。
作家枕边书
阅读与写作的关系
除此之外，原非认为阅读只是众多“输入”的一种。她说：“生活中的人物、事件、电影、电视、艺术展，我们自己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体验，都是一种输入。这些输入到我这里，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让我这个人发生了一些质变，让我看待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了，我的产出也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大书架的一旁有一个小书架，上面摆着原非给3岁的女儿买的书，这些书有中文的、英文的，还有些是日文、法文、印度文、越南文、柬埔寨文。原非说：“我们每去一个国家就会给她买一些当地的书，我觉得我们家最有意思的书其实是她的书。而我们的书正在逐渐电子化，书房也慢慢变得没那么像书房了。”
然而，书店里随处可见又醒目的名著最终给她留下了“地摊文学”的印象。原非说：“名著滋养了我，但现在我对它们有一种天然的反感，因为我觉得《傲慢与偏见》《简爱》等名著的很多人生观在现在看来已经是过时的了，它们在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不必迷信名著
她儿时跟随父母在中国的农村生活，母亲总是鼓励她多读书，但农村的书籍资源很少，她只好就着手边不多的书目反复阅读。中学她来到县城读书，县城里有书店，书店中摆着很多名著。她害怕浪费时间，便捧着《罪与罚》这类的世界名著阅读。
作家首先是思考的人
好的书不仅表达好的思想，还要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原非分享了一本书叫《如果动物可以投票》，“这是非洲人写的，讲述非洲的部落政治。它的内核让读者思考，这种思考的来源是颠覆——有些我们外部看起来很不正常的东西，在非洲部落成员的视角来看它也可以很正常。而我们外界看起来很正常的东西，比如权力争斗、腐败、欺诈，回到非洲部落里你会发现它们非常不正常，非常荒谬——当这种颠覆和反差发生，就会有新的思想出现，我的思想也随之进行了质变。我喜欢这种感觉。”
来到原非的书房里，会被书架上的各种摆件吸引，这些都是原非出去旅行时从日本、伊朗、俄罗斯、博茨瓦纳等国家带回回来的纪念品。
原非现在什么都读，都好奇一下。好奇的快时尚产生这么多衣服，最后去哪里了？最近最喜欢的是一本关于免疫系统的书，下一本在排队的是讲古典音乐家的时代，就这样让自己的阅读题材跟随好奇心延展。
原非认为，“有些名著是有真正的智慧，但我觉得不必迷信名著。”
原非（39岁），原名于淼淼，生于中国沈阳，自1998年起定居新加坡。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童话，短篇小说《消失的钟》获2017年新加坡国家金笔奖小说组一等奖，组诗《以日以年》获2015年金笔奖诗歌组二等奖。小说集《邻人的运气》入选2018年《联合早报》书选，并入围2020年新加坡文学奖小说组。
除了阅读题材的转向，原非现在对于“作家”也有了新的理解，她认为：“作家不是写作的人，作家应该首先是思考的人。实际上，所有的艺术家都首先应该是思想家。所以我选择书主要跟着思想。”
女儿的书最有趣
原非很注重从真实的生活中吸收写作的养料。她说有人觉得她的小说很奇怪，但“我觉得生活本身还要更奇怪。我如果能有生活的百分之一奇怪，那就算很不错了。”
原非认为阅读与写作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她认为有三种方式的阅读，第一种是实用性阅读，“就是调研：比如我要写杀猪的故事那我要读一下养猪场的流程，写道观那我最好实地拜访一下，还阅读下道家的东西。”
书房的藏书经过原非和丈夫（Shivaji Das）好几次的整理，保存下来的书非常精简。有原非喜欢的作家的书，包括王小波、伍尔夫、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也有张枣、辛波斯卡的诗集；有在工作或生活中认识作家朋友的作品；还有自己或丈夫参与写作的书目。
原非的书房有一种广袤的呼吸感，书架上放着的是她与家人这些年收藏过的书，编写过的作品，还有旅行过的地方，天南海北，不拘时空，不拘语言，不拘民族。
“我现在什么都读，都好奇一下。我好奇的快时尚产生这么多衣服，最后去哪里了？就找十本相关的书都翻翻，选一本看得下去的看。我最近最喜欢的是一本关于免疫系统的书，多极系统精彩极了。下一本在排队的是讲古典音乐家的时代。”
“还有一种是为了语感，写中文小说或者诗歌之前我会疯狂阅读一下我喜欢的作者，带入一下那个风格。”
算下来，原非有四个电子书阅读器：Kobo、iPad、Kindle和手机。Kobo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有合作，原非想要看的书有70%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图书馆的书如果是PDF，无法用Kobo打开，就可以用手机看。如果国家图书馆没有收录的书籍，便在亚马逊上买来下载到Kindle里阅读。iPad则用来阅读《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