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教育部一度考虑调低小六会考的母语比重，当时很多人来到芳林公园举办签名会以表反对，杨君伟是其中一员。“当时我觉得很多新加坡华人做了一件非常勇敢非常伟大的事，到现在12年了，我每一次一想起来，总是会鼻子一酸。”
黄佳俊说，疫情让华人在海外受到更多的差别待遇，但他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2022年8月，黄佳俊邀请新加坡华乐团的五位独奏家与纽伦堡交响乐团合作，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有7万5000名现场观众。他希望继续充当文化的桥梁，让人们通过音乐产生共鸣，接纳彼此。“那里的观众又恢复到了一个比较能尊重不同种族的态度。但是，如果这是在2020年8月，我们如果做同样的音乐会，可能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而当父母反复地跟她确认：你确定你找对了人吗？高程锦的心里其实也有点小失望，“刚开始他们是又惊讶又有一点小抗拒，因为当时他们是出于父母心。其实我是非常认真 ，我们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的。我那时才21岁，我就知道如果要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就好了，我不要一直在尝试，这样子我会觉得很疲惫。然后他们就是看到我这样的态度，所以也被影响到，就慢慢地体谅我，也尊重我的决定。”
把这个问题抛给资深媒体人杨君伟，他会告诉你：华语、广东话、英语，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与他的生活周旋。按他的话说，吵架的时候他用英语，用词更重，骂得也爽快；谈恋爱的时候他用广东话，那是他心中的一把情感钥匙；做梦的时候，他说华语，那或许是最贴近他心灵的语言。
虽然“寻根”说起来让人感觉遥远，有可能是把目光放在过于遥远的原乡，但在平日生活里，如何找到与自身文化身份的连接？这个答案，恐怕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寻找。
足迹遍布欧洲、日本、中国等地的新加坡指挥家黄佳俊，在疫情期间深切地感受到了歧视“华人”的目光。“纽伦堡也好，我在图卢兹也好，疫情之前我特别喜欢这些城市。有我喜欢的面包店，有我喜欢的餐馆。疫情之后，2020年9月，我再次回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走在大街上都会有人喊，你这个亚洲人，你这个华人，你这个带病毒的给我滚回家。”
如何向父母说爱？
虽然人在海外，黄佳俊还是坚持教孩子用筷子。这是很小的一个生活细节，但黄佳俊认为，筷子功夫也体现了亚洲人的礼节，“一起吃饭的时候要怎么样敬老尊贤，让长辈先吃，开动之后，晚辈才开始吃。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体现个人文化背景很重要的环节。”
生于传统的华人家庭，高程锦与许多华人子女一样不善于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情感。“父母希望我以后相处的对象要会讲华语，要是个华人。虽然他们在新加坡生活了很久，可是他们还是比较传统一点。”高程锦说，她之前所想象的婚姻生活也是一个华人家庭，孩子要会讲华语，而且要比自己讲得更好。但是交往后，她发现自己需要克服心中潜藏着的华人思维束缚。
在遗忘之前 寻找与祖籍的连接
这个问题的背后包含着许多华人的文化特质，又或者说是标签。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标签是否已经开始松动了？
高程锦也到Darul Arqam（回教福利组织）上课，学习认识伊斯兰教。而她的丈夫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了三个月的中文，促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
关于华人身份的讨论，在新加坡的华人圈子里几乎从未停止过。
吵嘴与梦呓 你说的是母语吗？
把最近的新闻标题拿出来数一数：报生纸应不应该注明籍贯？小四生投稿：学不好华文不能怪课本和教师，以及之前引起热议的“新加坡是否存在华人特权？”……这类话题的高讨论度，不仅说明有许多人关心华人传统、华语教育以及华社的兴衰，也从侧面反映了新加坡华人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社会有所不同。
“其实我身边的人，他们连自己的籍贯是什么都不知道。”陈扬意，Our Grandfather Story联合创始人，是节目邀约的嘉宾之一。她的团队经常拍摄本地的人物故事，把他们的心声传递给观众。但问起她自己的家族来历，陈扬意坦承自己了解得不多，只了解到她的祖父曾经带着一家大小，八个孩子，走夜路回到福建的祖厝探望乡亲，“那一代人还是会向往他们的祖国，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关系了。”
五年前，黄钰清的爷爷过世，让她忽然意识到如果不去整理自己的家族历史，她这一代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解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要等到10年以后，没有人可以问，就后悔莫及了。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错失认识自己的根的一个重要线索。”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刘思伟说，在新加坡的多元社会里应当鼓励对话，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些对话别具意义，因为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嘉宾高程锦是本地青年作曲家，目前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她的丈夫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音乐家东姑阿末依方（Tengku Ahmad Irfan）。两人在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相识，恋爱长跑六年后走入婚姻的殿堂。
标签与歧视 新加坡华人在海外
“其实以前我会很坚持，我甚至会捍卫母语，会为它拼死拼活。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越来越放松。”杨君伟看待母语有他的一番解读，因为新加坡华人身处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如何去定义母语也就不能脱离国情。“现在我反而觉得，如果一个小孩，他从小接触的就是英语，而他接触母语的时间很少，那我没有必要强制他一定要接受他的母语是华语。因为他从小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个语言，他的父母亲也没有让他有机会多学习。自然而然地，他也就不会被这个强制性的语言感化，或者是同化，或者是产生任何的情感。未来新加坡的孩子，他们的母语有没有可能就是英语呢？”
跨族婚姻 让我更懂得与父母沟通
跨族婚姻要跨过不少门槛，但是高程锦觉得毕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夫妻同心自然可以克服。更重要的是，她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许多，“我觉得，我自己更像是世界公民。不只是新加坡华人而已。因为通过与我先生交往，然后学习新的文化跟宗教，这样综合性的一个过程，我不再是之前那个比较保守，或者是比较放不开的性格。我现在学会了怎么去学习，然后接纳、吸取每个文化，每个语言的精髓。”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联合早报携手推出播客节目《三言两语》，邀请各领域嘉宾分享他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思考。
有人说，身处海外才会对自己的身份更具意识。而当人们身处在一个因疫情而充斥着亚洲歧视、华人歧视的世界，这份警觉感恐怕深入骨髓。
如今黄钰清可以很自豪地说自己源自广东肇庆府新兴县天堂区，也因为了解得如此确切，她才能在原乡找到祖辈的祠堂。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对于文化身份的思考已经更多元化。但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方言文化日渐式微，华语水平经年不振，这让华社对此充满危机意识。新加坡华人要如何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华人身份？
另一位嘉宾黄钰清，是宗乡总会首届杰出青年奖得主，也在冈州会馆担任青年团主任。她对自己的祖籍考究得很详细。“我觉得越细越好。好比说，黄飞鸿怎么介绍？佛山黄飞鸿，对不对？他不会说是广东黄飞鸿。”
摄影/陈渊庄、李冠卫、唐家鸿、邬福梁
要说“远”，熟悉自己的籍贯和方言的年轻一代的确为数不多；要说“近”，只要对自己从哪里来抱有好奇心，从自己的家人开始了解，门槛就降低不少。远近之间，如何去把握客观的尺度，所谓的寻根又到底要追到多细、多远？
但如果从出生时所接受的语言来定义母语，杨君伟最早接触的其实是广东话，“我爸爸是潮州人，妈妈是广东人。他们两人之间沟通时，是用广东话，所以我耳濡目染……广东话对我来说，除了是童年记忆，也是父母亲给我很珍贵的礼物，它是一道道心门的钥匙。这把钥匙，我觉得在我这一代之后应该也就会遗失掉。”自从1979年发起讲华语运动之后，方言被严格管控，这让曾在电台工作的杨君伟感触很深。虽然现在有放松的迹象，但杨君伟在反思的是，以前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是否是一种错失？
虽然母语比重后来没有调整，但杨君伟看到许多母语老师不断在调整教学方法的难处。“母语在新加坡不断地演变，我不会再这么坚持说年轻一代，或者是我的两个侄儿，他们一定要懂得讲华语，或者是一定要把华语说得更好。我觉得那是一个太过分的要求。我只希望他们知道自己是华人。这个对我们来说，代表了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血液，还有我们的认同感，这样的一个语言。”
不过一开始，高程锦不好意思当面跟父母坦露心声，而是通过WhatsApp简讯，把两人的甜蜜生活传给父母知道，慢慢地打消父母的疑虑。“我们家里最习惯的表达方式就是实际行动。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小事，比如我们不会讲，我帮你做这件事情，而是你来的时候已经做好了。所以太直接地讲，我会很尴尬，用WhatsApp我会觉得舒适一些。”
为此，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联合早报携手推出播客节目《三言两语》，由《联合早报》副刊编辑陈素君和副刊记者陈宇昕主持，嘉宾包括Our Grandfather Story联合创始人陈扬意、冈州会馆青年团主任黄钰清、资深媒体人杨君伟、青年作曲家高程锦、新加坡指挥家黄佳俊，分享他们对自己文化身份的思考。
方言，籍贯，寻根……这些话题距离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到底有多远？
另一方面，看到马来族家庭成员之间会彼此倾诉、祷告，这也让高程锦发现了另一种与家人相处的方式，学会马来族传统问候方式salam（额手礼）。“虽然这样的举动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瞬间就能让我身为一个不同种族的人，跟他们的关系亲近不少。”
你的母语，是出生时成长环境的语言？是跟随父母亲而来的方言？还是说，它仅仅是教育系统里的一门学科？
日前，数码报生纸一度不再注明籍贯所引发的反弹，在黄钰清看来就像是差点斩断了一条重要的寻根线索，“这（报生纸）算是我们这年代一份重要的文件，再过50年就是文物……我们的下一代出生时，又会有什么东西是记录他们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