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年蔡澜眼里，家住后港五条石林大头路的阿叔是个十足的藏书家，所藏几万册书都是原装第一版本书籍，其中北京、清华等大学的刊物杂志，“五四运动以后出版的，应有尽有，且有许多是作家亲自签名赠书。“

在当时，许绍南的“霜月虫音斋”藏书之丰富，被认为是新马之冠。因为爱书，他也惠及士林，对作家学者极为尊重，结交不少文人画家，与齐白石、周作人等都有交往。

看了报纸，恍若有悟，在那个年代，原来书本有价，捐赠藏书是件大事，可以是报章乐于宣扬的社会新闻。

许绍南虽逝世超过半个世纪，其霜月虫音斋之珍贵藏书历久弥新，藏在图书馆里，恰如絮絮虫音，连绵不断。

蔡澜在书中回首童年旧事，在往事中也谈及上世纪初期，一些南下移民的故事。蔡澜笔下亲如一家人的“阿叔”许绍南即其中一个。蔡家儿女不叫许绍南许叔叔，却直呼“阿叔“，只因许绍南为蔡家家长蔡文玄，即诗人柳北岸的好友，在蔡家，许绍南比他们家亲戚还亲。

昨天又无意间发现，202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丛书，其中包括了一套二册之《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目录》，书中由国大图书馆馆长吴菁燕执笔的序言，在谈到该馆之丰富馆藏时，特别提及许绍南1965年赠书5000余种，7000余册之事，并说明其藏书以宋元以来之诗词、戏曲和小说类书籍为主，其中“不乏善本，而辛亥革命以还出版之各种学报期刊，尤为完备。”

在蔡澜的回忆里，许绍南生活简朴，以薄利多销作为经商原则，其店铺没太多装修，除了门面，楼上是仓库。另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个算盘之外，便是一副工夫茶具。

许绍南在世时，对霜月虫音斋藏书极为宝爱，不论至亲好友“概不借书外出”，可1963年当他患了重病，自知时日无多，嘱咐家人将其收藏全部赠予新加坡大学图书馆；1966年，新加坡大学并出版《许绍南先生赠书目录》，由中文图书馆馆长蒋振玉编写，以志对许绍南赠书的认真对待。

在曹树铭笔下，自广东南下从商的许绍南一辈子克勤克俭，“以信用为第一要义，宁可取薄利，而正直持平，从不自欺欺人”。

这天想着了解许绍南多一点，特地上网查资料，无奈所寻极为有限，倒是无意间发现，《蔡澜的小世界，大味道》一书之《阿叔》一文写的竟是许绍南。

1963年11月17日，《南洋商报》有则新闻，标题很长，几乎把新闻内容都标示出来：“中国文史目录学专家许绍南先生逝世全部藏书计达数万卷遗志赠予新加坡大学”。

我对许绍南（1911-1963）这名字完全陌生，正寻思是何方文人学者，正巧最近在出版于1964年的《南洋文摘》，读到曹树铭在许绍南去世后写下的《悼许绍南先生》。曹树铭曾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执教，他在许绍南离世后，追忆自己经常向许借阅藏书，从中“寻觅有关文学之材料”。

文友们相聚，大家经常会提起，不知如何安置家中收藏多年的书籍，说到底，都为藏书的去处而无奈。

许绍南的藏书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单是杂志已有2万余册，日军侵略新马之时，他唯恐所藏之书遭兵火破坏，特地送往中国保管，可战后运回时已半数不知所踪。曹树铭也追记，许绍南因叹惋藏书散失，不惜以高价向中国各地如北京琉璃厂一带的书肆，以高价搜购所丧失之战前刊物，虽未能补齐，但也大致可观，这批藏书被认为是新加坡唯一的宝藏。

读了曹树铭的文章，才知道许绍南并非我所以为的，是位文人墨客。据曹树铭所记，1927年，许绍南自潮州金山中学毕业后即南下谋生，经营振华兴商号，从商以后的许绍南，行有余力则从文，又因为他相信文学必须紧随时代步伐，数十年来致力于买书藏书，不断搜集五四以后中国之书报杂志，并精于目录学，其书斋取名别致，名为“霜月虫音（声）斋”。

有意思的是，许绍南不只收藏书，也爱读书，毕生博览群书，曹树铭特别提及，他每与许绍南谈论近数十年中国文学的演变或掌故，许绍南必能如数家珍，从无错失，足见他日积月累的功力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