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为触媒，始于西方，我所处的青春年代，西方情人节送花的表白并不流行。那一代的男生觉得送花别扭，女生少有机会留存这款浪漫的记忆。
“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吐气扬眉，誓把中华保。”新闻报道了热血青年在大坡小坡沿街卖花的景象。事过80年，体验过卖花救国滋味的朋友当是凤毛麟角了。
当年读报囫囵吞枣记得的片名，大都好懂，唯独一部《花为媒》，碍于个人水平，不解其意，只觉得戏名有点特别。长大后，方知它是取材于《聊斋志异》的才子佳人故事，有如戏曲《红叶题诗》男女的寄情托意，就此明白了花与姻缘，是如此紧密相扣。花，是人类情感升华的媒介，古今中外，英雄所见略同。
花为媒，其实不限于男女二人世界里你侬我侬。它也有轰轰烈烈为国为民的能耐。当外敌来犯，家破国亡两危急，柔美的花，即刻挺身而出，化为一股大义凛然的正能量。五六年前我到国家图书馆浏览旧报章，1939年的《星洲日报》亮出一则卖花新闻，关于抗战。
花，因色彩斑斓多元，为人们的视觉增添了美；因形象柔和，被定格为情感升华的象征；因色香味一体俱全，让全人类共推为标记女性的精神符号。如花似玉、含苞待放、出水芙蓉、梨花带雨、空谷幽兰等等形容比喻，在华夏的文字疆土纵横了上下五千年。
我上了初中，琼瑶的爱情小说席卷市场。它牢牢捉住少女怀春，少男心藏维特的烦恼，准确出击，让红男绿女一窝蜂向小说电影里觅寻解药。我托家姐的福，她在学校里人缘好，轻易向同学借回《烟雨濛濛》《菟丝花》《六个梦》和《几度夕阳红》，我们共享。她读毕，我立马接手火速吞食，方便她如期归还，再借不难。独立前后那几年里，琼瑶小说上了银幕，一部接一部，流行成潮。李行导演《婉君表妹》、李翰祥拍摄《菟丝花》、归亚蕾主演《烟雨濛濛》、王莫愁担纲《哑女情深》，因阮囊羞涩，我都错过，坐失那点潮味。我读过琼瑶早期的四五部作品中，故事里一波三折的哥情嫂意，都没记牢，但《菟丝花》的书名，倒是让我对此花心生好奇，后来问人，查明了它的真面目。原来菟丝花是附生植物，茎细软而花多，始终依附着别的枝干而活，因而被引为女人靠男人过活的比喻。至此方知，大千世界里，花还可以为媒，用来表述生活的现象。
作为男女两情相悦的媒介，花的价值是普世的。小说电影里男女相互吸引，送上一枝鲜花，被视为委婉的探路，不必点破。没有被拒，便增添一点前进的信心和希望。花为触媒，始于西方，我所处的青春年代，西方情人节送花的表白并不流行。那一代的男生觉得送花别扭，女生少有机会留存这款浪漫的记忆。时序已转过半个世纪，那群糟老头依然没把这活学上手。鲜花缺席，老妻一路调侃而面不改色，任由这个短板被定格于不知浪漫为何物的死老头。
其时本地书法家潘受为此写下直白易懂的《卖花词》，由中国作曲家夏之秋谱曲，让武汉合唱团唱响了它。我从《星洲日报》的新闻里记下歌词片段：“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这是救国的花呀，买了花，救了国家……”
我念小学时，看过的电影不过三五部，但从《星洲日报》电影广告中得知的片名，记忆库里录存的星星名字，也算不落后于时潮。林黛、尤敏、叶枫、葛兰、乐蒂、夏梦、石慧、凌波、李丽华、张仲文；张扬、关山、乔宏、陈厚、罗烈、刘恩甲、梁醒波、三船敏郎……名字烂熟，但他们的作品，却一部也没看过，一如今人听过洛夫、痖弦、管管、周梦蝶，却对他们的现代诗不甚了了。
那个年代新加坡仍是英国殖民地，多数华人在政治与文化上认同中国。七七卢沟桥与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神州大陆掀起了救亡运动，波光扬海外，华人积极响应。本地侨领陈嘉庚领导的星华筹账会，以大坡怡和轩为大本营募捐集款，在街头宣传抗日，唱救亡歌曲，演抗日话剧；以花为媒，上街卖花募款，唤起人们抗敌救亡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