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妈的另一位婚姻介绍人郑照吾则是当年端蒙中学的教师，他是端蒙30年代一首老校歌的词曲创作人。
是的，年少时记得父母认识一个梅姓家庭，小时候我曾随母亲去过他们在尼路的家。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家人的父亲就是新加坡沦陷不久遭日军杀害的梅启康。近日翻开一纸婚书，才发现这位抗日义士是父母婚姻的见证人，亲睹那签名，我心有戚戚，瞬间觉得很失落。
听母亲说，父亲没有去检证中心报到。那时祖母病重体弱，日军来搜查时，他正低头躬身，背着祖母出外。父亲因为个子特别矮小，日军以为是个小孩，没多加理会，就此侥幸捡回一命。
梅启康从商，比我父亲年长九岁，两人当年都在海天游艺会，为赈助中国抗日战争的难民而奔走募捐。梅启康也是昙花镜影粤剧社的社长，还粉墨登场演戏筹款。
82年过去了，页面花团锦簇设计精美的婚书崭新如故。义士的一片丹心，友情的忠贞诚挚，时代的深刻印记，煌煌闪耀我心间，永不消退。
1942年梅启康在日军大检证中被带走，临走给家人留下最后一句话：“不要做害人的事！”在严刑拷问下，他因不愿招供而被处决。
母亲去世转眼已30年，父亲在更早的1979年便离开了我们。最近在家整理橱柜抽屉，眼下豁然亮出两本大红精装册子，A4纸型大小，红彤彤的丝绸册面上，是几个烫金繁体大字：“結婚證書”。我心头一阵触动，小心翼翼地打开。
证书有两份，夫妻一人一份。封底内页贴上结婚照，其中一份的封面背后还附有母亲过番南来前的少女照。证书日期是“中华民国廿九年十二月一日”，那年她19岁，嫁给36岁的父亲。
我手抚两份结婚证书，思忖着为什么父母没把它烧毁？留下抗日义士的名字，自己也为抗日而奔走，婚书藏得那么密，父亲确是幸运的，而能逃过一劫，或许也因为梅启康义薄云天吧！
记得那时姐妹们一起整理母亲遗物，大家各自收藏一些做纪念，不知何故这文物落入我手中。但说来惭愧，30年来我竟然没有好好把它看上一眼，迷糊至今才有新发现。
令我惊讶的是，父母婚姻的介绍人是梅启康和郑照吾。这两位名人，在我在少不更事的岁月里，对他们一无所知。直到父母双亡、直到自己也年华老去，才后知后觉。
爸妈1940年结婚之后一年多，日军的铁蹄就践踏新加坡。我们小时候常听父母追述那段沦陷的经历。为防日军来搜查，母亲把婚礼留下的嘉宾签名红绸布，连夜拼命洗刷得脱色花白，不留任何字迹，只因那红绸上，是许多抗日人士的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