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迪曾发表一篇文章《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列举了常见常听到的本地特有词语，如大牌、乐龄、大耳窿、卡拉OK、易通卡、乌达、沙爹、隆冬、财路、摩摩喳喳、峇拉煎等等，在“大华语”概念下，也可以输出到中国，让中国的教材编写专家学者，可根据东南亚各国的需要，编写出具有当地色彩、本土化的对外汉语教材。
10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刊载了周清海教授的《新加坡的华语研究》，那是他9月7日在陆俭明教授著作《新加坡华语语法》发布会上发表的讲稿。周教授在文中提到“大华语”，这是我第三次接触这个新词。
汉语文学家汪惠迪9月13日在早报言论版发表《新词新语镌刻改革开放时代烙印》，文中列举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中国所出现的200个新词新语，如按揭、腾讯QQ、给力、忽悠、土豪、颜值、洪荒之力等。这些词语从华语区输出后，经大众媒介广泛采用后，本地读者也对它们有了认识，自然也出现在他们的日常口语中。相信以后的教材编写者，将顺理成章地写进教材里。
第一次接触“大华语”，则是9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与学”国际研讨会，周清海教授作主题演讲《新加坡华文教学的回顾与前瞻》时提到这一新词。他提到，“现代汉语从华语区输入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向华语区输出”；也就是说，东南亚各地华人的日常用语，也一样可以向中国输出，以达到“促进语言和谐与沟通”的“任务”（周清海语）。
张文提到，陆教授认为，语言教研人士没有“判断词汇能否存在的生杀大权”，词汇一旦被广泛应用，我们也不应该阻止。这么一来，“脸书”和“面簿”可以共存；“华乐”“国乐”“民乐”也一样可以在不同的华语区流通。
这个建议值得出版界考虑。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教育部就从学校调派富有写作经验的老师进入课程署，编写华文中小教材，至今将近50年；这些教材编写员有百余人，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如果出版界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编写一套适合东南亚华语区孩童学习的华文教材，并非难事。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记得当年我在教育部负责编写教材时，指导委员会严格要求编写员必须采用“规范的汉语”，汉语大词典没收录的词语，一概不能采用。这么一来，巴刹、巴士、固本、组屋、雪柜、锁匙等广泛流行的本土词语，用还是不用，一直争论不休，令教材编写员伤脑筋。如今，就陆教授的“大华语”概念来解读，这些词语都可以采用。
目前，有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所设立的国际学校，采用我国教育部编写的华文教材《欢乐伙伴》。但根据执教老师的反映，新教材对二语学生来说，还是太难了。周教授在演讲中也提到，新加坡可以“发挥华语区‘龙头’作用”，为其他华语区编写适合当地孩子学习的华文教材和读物。
为了更深入了解“大华语”，我上网搜索，才知道陆教授早在2015年4月14日，就发表了论文《“大华语”概念适应汉语走向世界的需要》。他认为，“今后汉语教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将会有更大的发展。汉语教学，无论是语音、词汇、语法教学，要不折不扣地完全按普通话标准来要求，事实上难以做到。汉语教学所教所学的汉语／中文／华语，在理论上可以明确规定‘要以中国本土的普通话为标准’，但是实际教学中应允许一定的弹性，而不必过于死抠”。
第二次接触，是9月13日读到早报交流站刊登的张森林投函《“大华语”概念与华语教学的反思》。文中提到，陆教授阐明的“大华语”概念，是指“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