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画作换成已经走入历史的红烟，与当下的香烟亦有一段距离，是否更加能够被人接受？国家开始成熟了，民族也应该成长。如今，新加坡已经迈近60岁的光景，国家成长了吗？如果我们要提倡文化艺术，在衡量艺术的角度上，难免会遇到哥嫂之争的情况，与其坚持己见，公众是否应该给予艺术创作者更多包容和尊重？如果一直局限于狭隘的框框，对艺术工作者来说，难免是一股强大的阻力。
要有更好的艺术作品，我们是否应该给予更多包容，允许更多自由？关于红头巾面容年轻，当年的三水姑娘事实上一般就是从年轻就南来，用劳力在建筑工地，做些搬砖块、搬木料和以洋灰水砌砖的粗活儿。她们大多一直工作到老年，是那个时代与她们人生的一段旅程，写实地留在国家历史的轨迹上。
新加坡已经迈近60岁的光景，国家成长了吗？如果我们要提倡文化艺术，在衡量艺术的角度上，难免会遇到哥嫂之争的情况。与其坚持己见，公众是否应该给予艺术创作者更多包容和尊重？
最近的一幅红头巾壁画，引起公众沸沸扬扬的反应。文化艺术的尺度，向来是一个众口纷纭的话题。这幅名为《歇息中的红头巾》的画，出自旅居新加坡15年的美国艺术家肖恩之手，今年4月完成于桥南路279号店屋后巷的墙壁上，却引来许多非议。有人反映红头巾面容年轻，手里夹着一支香烟坐着歇息的形象欠佳，甚至像妓女。
本人赞同本地美食顾问司徒国辉的意见，他认为香烟不够贴切，应该换成红烟。这一点，我非常同意。记得小时候，我总是看着祖母伯母把红烟草从罐子里倒在烟纸上，然后拨均匀，慢慢从烟纸的一角滚卷成一根红烟。红烟，实实在在是更加贴切地反映时代面貌。
1991年，多亏当年的执政领袖，岛国的电影级别从此较为开放，如允许21岁以上的观众进影院观赏R（A）级别的艺术片，当中女性赤裸的镜头不再被删剪，我们开始有机会汲取多一些艺术的思考和认知。那年，国家26岁，逐渐长大了，也开始为艺术放宽尺度。
1986年我国电视台曾经制作过历史性电视连续剧《红头巾》，饰演红头巾的演员，就有年轻的曾慧芬和洪慧芳。当年两位演员的剧情形象也不是很年长，但连续剧在本地播出之后红极一时。红头巾就不能年轻吗？两者相映之下显然待遇天壤之别，更何况前者是文化艺术！对于肖恩的壁画是否过于苛刻了？
作者是医疗零件制造公司运营长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戒烟是在诸多层面进行的，更重要的是烟客自己的思维、意愿和努力。一个孩子迷上手机和电子游戏，家长可以辅导与帮助，甚至没收手机和电脑，但是随着他迈入法定成年年龄，我们还要把他当小孩一样管理吗？
艺术没有界限，只要有发挥和创作的空间，选择绘画红头巾基本上就是在写实，记载着一代人的历史，特别是在牛车水一隅，一个象征我们历史文化的地点。早年南来的三水姑娘，多数就居住在牛车水一带，更加有必要去反映历史的真实。笔者认为，“红烟”会带来画龙点睛的效果。
根据报道，市区重建局认为，红头巾抽烟的形象不符合我国的反吸烟政策，正在重新评估壁画去留。个人觉得，在那一个年代，抽烟比比皆是，我就是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中成长的。那时候，不单是男人，我的祖母和伯母都是烟客。那一代的女人很多都是抽烟一族，因为家里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抽烟就是她们的一种消遣和享受。如果去翻查一些早年的历史图片，当时的国家领袖手里曾经也是夹着香烟，很贴近当年人民生活的写照。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呈现，是上世纪国家早期发展中市民生活的面貌。我们不应该刻意避免这一历史现实画面在公众场合出现。
对于文化艺术，我们应该用什么尺度去拿捏？对我来说，艺术是天马行空的，没有一定的界线与轮廓，因为它需要空间，需要给予发挥和创作的权利。就举梁文福的《麻雀衔竹枝》为例子，歌曲发表于1990年，却不幸因为上世纪80年代，政府极力推行讲华语运动而被禁播了23年。那一个年代，国家甚年轻，因为制度建立的需要，必须做出一些改革，改革要获得人民拥护，社会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我们也就得让方言渐行渐远，因而殃及《麻雀衔竹枝》。
画中抽烟的行为不符合卫生部鼓励的戒烟立场，的确如此。但是，长大了的孩子，上学时还要父母陪伴、背书包或撑伞吗？一幅写实的艺术壁画，就能牵动抽烟的欲望？更何况，在现今社会，在社交媒体接触到的类似画面频率，远大于一幅定格于市区一隅的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