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本地时事评论员）
《联合早报》最近在网上上载了前总理、现国务资政李显龙在卸任总理之前的专访视频，引起我的一些回想。
在21年前的专访中，他就已表达对讲华语群众的关注，尤其是理解老一辈在讲英语的大环境中产生“可能被遗忘”的感受。他因此希望鼓励更多部长与议员，用华语跟民众解释政府的新政策，这项承诺也在他任内贯彻实践。他在2004年出任总理后，就不断在国会以华语发表部分演讲，以及回答议员的华语提问，带动更多部长及议员在国会使用华语发言的风气。部长和议员多用华语与人民沟通的风气，也扩大到国会以外。
对于在新加坡维护母语教育的困难，他在专访中说得很白：如果我们不承认在家讲英语的学生学习华文有困难，在政治上，我们的母语教育将难以维持下去。果不其然，在2010年，时任教育部长黄永宏便透露，有家长和教师觉得须要改变母语的考评制度，教育部因此探讨下调母语成绩在小六会考总分的比重。
这在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对声浪，尤其华社更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理解华社的心情，亲自同黄永宏一起召开记者会，斩钉截铁地表达维护母语教育的决心：政府须要痛下政治决心，长期维持一贯的政策，才能够达到所预期的目标。在过后的14年里，即便仍有人不时在网上或其他平台抱怨母语成绩比重“过大”，但教育部捍卫现有制度的决心，至今未曾动摇过。
跟许多华校生一样，中国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岳飞、文天祥和林则徐的爱国情操，也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对他而言，效忠国家是一种他必然传承的传统价值观：“国家需要你，你必须为国家效劳。”他最敬佩的是诸葛亮，还不忘指出他所说的是《三国演义》里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物形象，有别于《三国志》的历史记载。
2003年10月，我以《联合早报》及U频道记者的身份，与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做了专访。这是他首次在国内电视全程以华语受访，他极其重视，之前花了不少时间就访谈内容与我讨论。原先我只想着为报纸做访问，谈着谈着，他觉得我们也可以同时把专访搬上电视银幕。在专访中，他表示最喜欢记者以华语向他提问，那是跟华社直接沟通的机会，唯有通过华语才能表达他“心中真正的意思”。
华文华语课题始终是华社眼中的重中之重。他在专访中立下了明确的目标：尽量让所有的新加坡华人至少能听和讲华语。然而这任务极具挑战性。他在2003年接受专访之时，在家主要讲英语的小一学生就已有44%；到了2019年，这个百分比达到了71%，可见要完成这项目标的难度。
21年过去了，现在的较年轻华人基本上都能讲和听华语，包括出身土生华人以及传统“英文派”家庭的子女，其中也不乏华语流利者，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可能连讲几句华语都觉得困难。当政府在20年前决定让华文能力较弱的学生，修读侧重讲和听的华文B课程时，华社确实感到忧虑，觉得这对华文华语的传承不利。现在看来，让学生能按自己的水平学习，其实对普及华文是有帮助的。整体华文水平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政府允许更多学生选修高级华文，还是能让我们保有一定人数的学生，掌握程度不错的华文。
当时听他坦然地述说心中的想法，间中眼眶微湿，听者无不动容。当时的副总理说自己就是个华校生，乍听之下好像是自然不过的感受，但由一位即将成为总理的国家领导人娓娓道来，意义非比寻常。我过后接到一位观众来电，这位华校生很有感触：“有些华校生即使事业有成，但在英语为强势的环境下，都不怎么愿意承认自己是华校生，但我们的未来总理对这点毫不掩饰，认为自己就是个华校生，也以这点为荣。”
他受过十几年的华文教育，他说：“因为有了这个（华校）背景，有了华文教育，这不只是语言，同时也是个世界观；你能看中国，看亚洲，看新加坡的地位，了解新加坡人的感触、他们的想法。如果你读英校的话，可能逻辑上你会了解，但感情上，你不一定会百分之百地认同。”
他在专访中使用的成语和典故的精确程度，确实让当时的观众惊喜。很多人不知道总理就学时，曾坚持修读中华文学，接触的课文包括《楚辞》《史记》等古文。这正是为何在接下来的21年，老百姓能不断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华语专访、发表重要演讲和国会辩论时，都看到他“中文果然有墨水”的一面。这也跟他在专访中，立意要用华语与老百姓直接沟通的初衷分不开。
对李显龙资政多年来在逆水行舟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维护母语教育，支持双语教育的民众是深深感激的。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华社心中的期望必然是：第四代领导班子也能痛下政治决心，长期维持一贯的母语政策。我们相信新总理黄循财和许多第四代领导班子成员，都是双语教育制度的受益者，肯定能理解维护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并在李显龙任内加固的基础上，让母语教育进一步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