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多媒体编辑）

前些日子，某位旅居本地的收藏家在拍卖会上，买到某“景德镇名家”的四方瓷瓶。“我买的价格实在不高，很划算”，并说买下的另一件青花大盘“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价格，几乎是白送的”。据他分析，得以低价入手这些稀世珍品，缘于本地50岁上下的人大都是英语背景人士，“对中国的好东西看不明白，也不珍惜，不懂得如何处置”。他感叹，他们父母手中有如此的好东西，却不被看重。这种“捡漏”的机会目前只在新加坡有，并语带调侃地说“新加坡，你也太大方了”。

问题的症结究竟是老生常谈的文化断层，还是另一个维度的文化脱贫上？在全球化下，新一代对西方文化与价值更为熟悉，对本国乃至区域内的文化艺术尚且了解不足，更何况“祖籍国”的传统工艺？在多元文化共荣的环境下，我们或还需好几代人的时日，才能凝萃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将之内化成整个国族的文化资本，进而培养出一批对文化有欣赏能力的文化人口。否则，像我时至今日，即便眼前摆放着的是干净洁白的高级包子，仍难掩本性地先剥了皮，才能安心地吃下去。

当我看到这位“文化贵族”在社媒的这则贴文时，竟本能地提醒了自己是个文化资本匮乏的“文化贫民”。这毕竟是一个舆论不时就会把“如何学好华语”当作新课题冷饭重炒的地方，如今却还要再追加背负一件“不识货”的原罪。

一个人未必能继承父辈的前三项资本——钱未必易挣，关系或许难攀，声望也需要手腕与时间慢慢积累，但文化资本却是潜移默化地“内化”（embodied）入细胞，影响举手投足、品味气质。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文化资本会自然而然地把人从其他社会阶层区隔开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富足的岛国在他人眼里反倒沦落成了文化贫民？若将根本原因都简化成独尊某一种语言而成，这恐怕落入了思想的惰性。英语作为主要的官方和教学语言，对文化资本的传承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多元文化不是常被宣导成能为这个岛国带来加乘效益吗？近日途经兀兰区域图书馆，看到大厅正好有新加坡美术馆的小型巡回展，展品是何子彦的《4X4新加坡艺术》，通过再现包括钟泗宾在内的四位新加坡艺术家作品，探讨本国的两个文化缺陷——视觉艺术大众的缺失，以及历史记忆的缺失。我也好奇，究竟有多少国人听闻过这些名扬海外的本土艺术家？

我曾经就“吃包子该不该剥皮”和家人有过一番争论。事缘于她与外国客户吃点心，对方惊觉她吃包子时竟把皮给剥了，直说了一句“只有不好的包子，才须要剥皮的”，让她感到相当尴尬。对于父母自小培养的这个习惯，我不明所以，默认这道理就跟“吃苹果要先削皮”一样。直到高中，一个父亲是包点摊贩的同学正颜厉色地告诫：“吃包子一定要剥皮，苍蝇乱飞，真的太脏了！”我当下茅塞顿开，对包子皮的戒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也努力不懈地向家里的小朋友灌输这个“卫生”意识。

在多元文化共荣的环境下，我们或还需好几代人的时日，才能凝萃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将之内化成整个国族的文化资本，进而培养出一批对文化有欣赏能力的文化人口。

我是在多年后接触到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后，才稍微明白当时家人感到羞愧的原因。布迪厄将资本区分为四种类型，即经济资本（诸如财物）、社会资本（诸如人脉）、符号资本（诸如声望），以及文化资本——自小接受的教养、耳濡目染的知识理念等“综合文化气质”。若就我“吃包子的方法”为例，对方的吃法凸显了其文化资本的卓越性（吃的都是无须剥皮的干净包子），导致我家人的自卑感（吃的是在街边买须剥皮的劣质包子）油然而生。

在积累文化资本方面，政府不算做得少，甚至可说是本区域内挹注最多资源与心力的国家。一次外国友人前来考察新马两地的官方艺术品修复中心，我好奇问起这两个平常百姓止步的机构的运作情况，对方直言新加坡的太专业了，“两个地方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多年前，参观菲律宾国家美术博物馆时，被里头的展品量所震撼，单就胡安·卢纳（Juan Luna）的画作就多得让偌大的展厅显得逼仄，但你同时也会强烈感受到馆方在经营上的捉襟见肘；而参观新加坡同类展馆时，却鲜少会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