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正是制度理性点燃了文明之光，一次次的制度创新，将人类文明推进到当前高度。化解眼下的问题和危机，仍然须要依靠制度，要始终相信制度的力量，更要相信人类一定能设计出更为新颖合理的制度，来战胜一切困难。
当然，任何一种秩序被打破都是注定的，区别仅在于时间和方式。从历史上看，保持秩序稳定的规则并没那么高尚，在大多数时候主要是等级阶层制，而不是所谓的“契约”。
制度创新能推动社会跨越发展
身份认同与民粹主义可谓一体两面。强调传统价值和自身最显著的族群符号，显然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强调不足，将会陷入认同混乱；但如果强调过度，就会催生民粹主义。人类历史有多长，沉淀下来的恩怨和思维定式就会有多少，身份认同问题也就有多么复杂。而且，身份认同问题的底层，可能积聚着种族主义的阴霾，阴霾深处则是极端民粹主义和某种形式的极端政治，可怕的是这种倾向近年来正被唤醒。正是缘于这些因素，如今多元主义已经被贴上“政治正确”之类的伪善标签，民粹、反建制和排外思潮更为时髦，曾经备受推崇的“制度理性之光”日见黯然。
只是等级在早期是指种族和出身的不同，后来是爵位和官衔；资本主义之后，财富的多寡事实上变成区分等级的重要标准。多元主义如今不再受欢迎，背后原因更可能是随着财富级差的缩小，等级秩序的根基再度动摇，大家才转而寻求已经过时的标准，去强调文化和出身的不同。一些传统强国和富人因为担心优势丧失，把多元主义视作替罪羊，进而选择放弃维护多元价值的制度规则，并寻求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新秩序。这种说法虽然刻薄了些，却更为接近事实。
又是一个春天。如果民粹主义左右了总统选举，则强调集权主义就有了制度理性层面的支撑，我们是否应该对日渐泛化的民主制度做些改良？当人类因为机器智能和信息泛滥，而再度认真审视“自我”时，社会伦理标准就到了须要调整的时候，须要创建更合理的制度，来调适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界的互动方式。多元主义既然代表着未来，就应当得到强力的制度保障；过度的社会福利使公平与效率失衡，改革早晚要启动；资本绑架市场让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说明传统的市场监管制度已经过时。如此等等，无数个领域都到了须要创新制度横空出世，激浊扬清的临界点。
发展是硬道理。无论何时何地，每个社会都须要激发个体活力去开拓进取，并将这些分散的活力整合为促进整个族群或集体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而活力的激发整合，不能指望某次成功的选举，真正可靠的，唯有那些经过精巧设计和反复改进的“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空前的制度，市场体制也是，人类虽然未能创造出完美无瑕的制度机制，但每一次成功的制度创新，都能推动社会向前跨越发展。
作者是中国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理事，北京退休学者
原因自然难以言喻，但一个十分明了的道理是：文明越发达，价值体系和治理机制就会越精细多元。在早期社会，单靠血缘或宗法就可以实现有效治理，随着文明晋级，简单粗暴的体制无法促进发展。于是，新的价值不断被概括，符合社会规律的制度也不断被发现。如今，能否建构多元共益的制度来激励社会成员，同时不断提升各阶层民众的福祉，已是社会管理能力高下之分的标志。宇宙万物和内在精神都远比我们想象复杂，简单叙事或者大而统之，只会流于理想主义。未来，社会组织方式也不能奢望万众一心，更加多元的价值和更为复合型的制度安排，才是正确方向。
行政体系取代分封制，聚合了集体力量；市场体制的确立为资本主义打通进路；股份制和有限责任让个体的冒险精神和创造力得以充分释放；货币制度使商品流通与交换变得简单便捷；民主共和则尽可能地让公权与私权从对立趋向一致。这些制度才真正是人类文明进步之路上的路标。
除了上述种种危机之外，技术层面的冲击也令人忧心忡忡，ChatGPT、Sora等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真假难辨，数码时代隐私边界日渐模糊化、气候风险加剧、人口老龄化等。在新世纪行将走过四分之一之际，我们似乎并未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自信，而是更多的脆弱。
特朗普廉颇未老，冲击力不减当年，美国的“灯塔”体制将再度面临挑战。俄乌两国选的都是战时总统，在核威慑之下，大国之间直接动武的概率明显降低，但代理人战争却显著增多，乌克兰算是一例；中东地区各类组织的背后都有外国政府操纵，非洲同样如此。战争必然导致民生凋敝，甚至国破人亡，尤其对于小国弱国而言，更是不可承受之重。治国的关键就在于避免卷入激烈冲突，既要借大国之力图发展，又不能成为他人摆布的棋子。这需要高超的平衡艺术，要依靠好的制度，但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在这方面，新加坡显然是优等生。
新加坡的成功不只全靠英国人留下的法治，还在于糅合了中西文明之长，儒家道统于激励创新可能不够擅长，但在中庸兼顾方面却独有所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当前在全球备受关注的身份认同问题，背后同样是文化因素的作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甚至可以决定选举结果，比如台湾的每次选举，事实上都是一次有关身份认同的反思运动。
每个社会都须要激发个体活力去开拓进取，并将这些分散的活力整合为促进整个族群或集体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而活力的激发整合，真正可靠的，唯有那些经过精巧设计和反复改进的“制度”。人类虽然未能创造出完美无瑕的制度机制，但每一次成功的制度创新，都能推动社会向前跨越发展。
统计显示约有近80个国家或地区在今年举行大选，其中既有像美国、俄罗斯、乌克兰、欧洲议会、印度等足以撼动地缘局势的大选，也包括台湾、印度尼西亚、日本、巴基斯坦、南非等非同小可的民意大考。一国一地的领导人选举，原是常规套路，通常只决定各方政党的上台或下野，外溢到他国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如今是民粹主义兴起的时代，特朗普、泽连斯基、阿根廷的新总统米莱等，这些非传统政治人物一旦当选，所带来的冲击往往超乎预期。也正因此，同为大选，今年的不确定性更大，对民主制度韧性的考验也非同一般。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失去活力。这套体制基于工业革命背景形成，适合于社会化生产、分工和交换主导下的社会运行模式。但当前社会逐渐步入智能时代，人类注意力正在从改造外在世界，转向改造自身内在的智能。当此之时，一切原有价值和制度都会面临变革压力，但新的方向显然没那么容易确定，因此才会出现回归传统或者走向极端纯粹的短期行为。放在历史长河里，这些现象无非是不知所措的盲动而已，制度理性之光终将重新闪耀。
身份认同与民粹主义一体两面
多元主义的式微，消弥了分工协作的精神，导致全球贸易秩序滑向“礼崩乐坏”的边缘，而在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是文化和历史的因素，而不再是制度规则，决定着谁才是盟友，甚至还决定了谁是生意伙伴。放眼全球，大家都在指责他人破坏规则，每个细分领域里的撕裂和孤立，随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