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家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将战争归咎于英国，认为英国的无条件支持，助长了奥斯曼帝国的不妥协。布赖特说：“换作是我，要么允许或迫使土耳其屈服，要么坚持让她独自进行战争。”

简而言之，欧洲五大强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同意在未经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得改变边界。势力范围的建立，作为这些大国之间的物理缓冲区，是其地缘政治计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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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迪斯雷利没有向土耳其人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而俄罗斯承认其他大国有权就任何领土主张进行磋商。这为1878年由奥托·冯·俾斯麦主持的柏林会议奠定了基础，会议达成一系列妥协，英国以俄罗斯的收益为交换条件接收了塞浦路斯。尽管最终的和平协议存在缺陷，但它有效地阻止了欧洲在接下来36年里发生大战。

英文原题：Peacekeeping, Past and Present

欧洲协调的成功和失败，为建立新的维和规范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布赖特强调并得到迪斯雷利承认的一个关键洞见是，向受到更强大对手威胁的弱国提供无条件军事支持，将扼杀妥协的余地。

随着主要列强在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压迫性较小的政权的尝试失败后，俄罗斯于1877年6月入侵土耳其，声称是为了保护苏丹的基督教臣民。在克服了土耳其出乎意料的强烈抵抗后，俄罗斯迫使奥斯曼帝国接受惩罚性的和平。这大大地扩大保加利亚作为其东正教卫星国的版图，并为其在高加索地区带来重大的领土收益。

他认为，英国将奥斯曼帝国作为抵御俄罗斯东扩的堡垒的战略是错误的。对俄罗斯试图征服印度的恐惧是偏执的。他断言，这是一场可以选择的战争，因此没有正当理由。相反，布赖特倡导“不干预”政策，再加上不受限制的商业和金融参与。

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是俄罗斯要求改善巴勒斯坦东正教徒的待遇。不断升级的冲突促使奥斯曼帝国宣战，英国和法国则联合起来支持奥斯曼帝国。

19世纪的“大博弈”（Great Game）以英国对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偏执为标志，而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则更符合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过去，意识形态敌对的政府可以通过外交和家族渠道了解彼此意图。如今，外交官的作用大大减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安理会成立，旨在促进持久和平。但它缺乏必要的道德凝聚力和合法性，无法复制19世纪的非正式安排。实际上，战后时代的相对和平，与其说是联合国系统的产物，还不如说是美国与苏联之间恐怖平衡的结果。冷战结束后，世界没有一个可信的维和机制，这为今天的代理人战争铺平了道路。

此外，对经济制裁、政治抵制，以及以战争罪起诉政治领导人的日益依赖，也阻碍了有效的外交。这些咄咄逼人的手段，模糊了和平与战争的界限，鼓励各国打着自卫的幌子发动侵略战争。

到19世纪末，欧洲协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维和体系，在瓜分非洲和东亚期间，各殖民国家都分配到领土。但是，当欧洲协调试图解决“东方问题”时，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对抗俄罗斯），却凸显了它的局限性。

普遍的看法是，1815年成立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经常被视为维持欧洲实力平衡的机制，但实际上起到了规范性目的的作用：防止持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

然而，民主是促进还是阻碍寻求和平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虽然历史没有提供如何维持全球稳定的指示，但它可以成为灵感的源泉。通过从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我们可以努力重建能带来不完美但持久和平的条件。

最终，由知道大规模战争会威胁到他们地位的贵族精英维持的19世纪维和体系，无法抵挡20世纪初席卷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民族主义和革命力量。他们的支持者试图用建立在民主原则和民族自决基础上的更真实的和平，来取代帝国的胁迫和平。

1876年，奥斯曼帝国屠杀数千名保加利亚男女和儿童，再次考验了欧洲协调。作为回应，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谴责“保加利亚恐怖事件”，并呼吁将土耳其人强行赶出欧洲。但首相迪斯雷利认为，这些暴行厌烦地分散了支持奥斯曼帝国反对俄罗斯扩张主义任务的注意力。

另一个挑战是道德和法律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了。今天的和平倡议往往受到真实和指控的暴行，以及所涉政权的性质的破坏。在国际关系中纳入道德考量，使维护全球和平的努力复杂化。毕竟，你不能与一个你否认其道德合法性的政权进行谈判。因此，西方国家发动的大多数战争，都隐含着政权更迭的目标。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在国际关系中纳入道德考量，使维护全球和平的努力复杂化。毕竟，你不能与一个你否认其道德合法性的政权进行谈判。

在19世纪，世界相对和平。除了美国南北战争和中国太平天国运动之外，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长期冲突。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谓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中，欧洲是如何在100年内几乎完全避免大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