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的外交官有一个区别，即中国外交官多为职业，且多为外交或外语专业出身；美国则有各界人士客串，其中包括学者。当然，美国外交决策已高度制度化，它会受从宪法一直到各部门具体规章的约束，并主要由国会、白宫、国务院等具体涉外机构与外交政策团队来总成其策，但学界所扮演的角色依然不容小觑。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学者主持或幕后执掌外交工作的情况，但双方外交决策中的学界因素，依然颇为不同。大约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已经大量招募通晓中文与中国文化的学者、传教士、记者等。这些人多因长期在华生活、工作，对中国较有好感，像1946年至1952年担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他一人身兼传教士、教育家与外交家的多重身份，并自认对中国的文化认同甚至要超过美国。因此，即使是1949年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破城之后，他还逗留多日，以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机会。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也为承认新中国留了后手。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
《外交事务》是极具影响力的期刊，也是美国国策调整的风向标之一。像1947年它就刊登了乔治·凯南的著名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明确提出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并指出苏联看似强悍外表之下，存在体制性的致命弱点，因此只要有耐心地加以遏制，就能慢慢将其拖垮。
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2018年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外交事务》上发文《美国误判了中国？》（Did America Get China Wrong？）对中美建交后“以接触来促改变”的政策作了重新评估，认为美国应放弃过去一厢情愿的想法。
不少人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国际经济可以解决全部问题。像中日间就曾出现过长时间的“政冷经热”的情况，人们就认为政经可以互不干涉。这就忽视了意识形态差异的致命性。很多人也以为只要中美经济联系紧密，就可以左右中美关系的走向。美国外交政策确有务实的一面，但传统宗教精神所带来的对于民主、人权、自由这种非常执着的道德主义（moralism），则是其立国精神的另外一面。
虽然此次坎贝尔与拉特纳的观点，引起了学界广泛争议，但不能不说，即使在学界对华友好的声音也在快速消失。因此，曾在南京大学留学的潘文（John Pomfret）2019年在《华盛顿邮报》上又发文《并非全然取决于特朗普》（It’s not all on Trump），也同样认为中美间问题的责任主要来自中方。如果说美国官方对中方立场的转变令人不安，那美国学界精英对华认知的转向消极，则更具潜在的破坏性。
美国政治存有商界领袖、学界精英与政治家间的旋转门。比如，华尔街精英在私营机构工作后，可以直接进入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或者反之；政治学者及其他学界精英，也可以在大学、智库、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间快速地切换身份。在外交领域，他们比起职业外交官，就提供了跳出外交职业视野的跨界学术资源。这一方面彰显了美国的“游说”型政治结构，也使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具层次与弹性。典型的例子像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都是学而优则仕，并左右了某段时间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两位的哈佛同学——地缘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曾任职于卡特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直到约10年前，美国外交圈中，来自学界知华派的正面推动作用一直不小。然而，近些年来，美中关系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这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首先离不开美国对华政策的挫败感。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目前的紧张局势，对未来世界前景会造成极负面的影响。但美国对华友好的知华派，正在快速地失去话语权，中国的知美派也同样如此！中国观点温和的美国研究学者，正在被整个社会边缘化。中国的战狼固然会高估自己实力，鼓吹东升西降，大力推动扩张性外交战略；但美国其实也有战狼，也热衷于从军事、外交、地缘政治、经贸、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正是这双方的合力，才将世界进一步推到了无法预测的未来。因此，如何恢复知华派与知美派在双方外交关系中的话语权，可能就不仅有学术上的重要意义了。
因此，历史上美国就曾为了这些相当抽象的理念，做出过不容易为人所理解的付出。再加上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降低、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内资本流出而导致的就业岗位外流、族群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加速了美国与中国间的脱钩。
如此决策，既是因为二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基础，是以中国为核心来改造日本与韩国。因此中华民国这个孱弱的“大国”，也进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国际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只是国共内战后国民政府迅速倒台，才将美国的如意算盘全盘打破。一直到了1970年代，为制衡苏联，美国对华战略关系的调整，仍离不开基辛格这位知华派知识精英的战略视野和外交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