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众至少有沉默的自由，毛泽东时期民众不仅没有言论的自由，连沉默的自由也会被剥夺（那时有“人人过关”“向党交心”等）。在诸多方面，1949年后中共对民众的管控，都超过了以往王朝社会，甚至可以说比古代更专制。另外，中共建政后一段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受苏联影响很大，这是黄元未指出的。

尼克逊访华后，1973年中美两国互设联络处，但此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仍非一帆风顺。卡特总统执政后，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所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另外，在1972年时，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很快得到解决，尼克逊等也不会“迅速促成建交”。

黄元还断言：“政治文明已在中国学术、教育与新生代政务人员中深入人心。”果真如此吗？以笔者多年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观察，相当部分教师、学者真正信奉的是权力、地位、利益、关系；而非真理、公平等——这难道就是所谓政治文明？就高校教师而言，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环节，从报考博士、应聘教职、评定职称、晋升职务到核心期刊发文、课题申请、科研成果奖申报等，“请托说情”、送礼行贿、陪酒陪睡等都有可能出现。这些人口头上会讲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实际上从事阴暗的勾当。对他们而言，真正深入其心的是找关系、送礼、潜规则，是为获取利益不惜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等等。

（作者是旅加时评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者）

《荀子·解蔽》中有：“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黄元在文中引用了此句，但他的解释是：“人容易犯的错误是，被事物局部所蒙蔽而不明白事关全局的大道理。”不过，关于“一曲”，近代经学家王先谦《荀子集解》中的解释是“一端之曲说（异端曲说）”，显然不同于所谓“事物局部”。方勇、李波将“蔽于一曲”译为“被偏见所蒙蔽”（《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多年以来，中共将“新极权主义”称为新民主主义，西方式民主主义则被称为旧民主主义。改革开放后，实际上也没有引入作为西方政治元素的民主。人民仍没有真正当家作主，自称人民或人民代表之类的官僚仍在当家作主。法治“叫唤”得越来越响亮且频繁，但其实仍是党治、官治甚至裙带治。至于平等，现在中国贫富分化空前严重，诸多领域不平等也在加剧，且“阶层固化”现象已经出现。这些年普通民众的自由度比1978年前似乎大些，但宪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要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限制，要么近乎不存在。

作者又说：“改革开放40年，又陆续添加了诸如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西方政治元素，现成为兼有中国封建政制遗留、近代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理论，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的混合政体。”如果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改革开放至今已有约45年。但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西方政治元素的引入，最多是“表面现象”。

黄元先生《基辛格的误判》（《联合早报》2023年9月5日）一文中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不得不指出，并以此就教于读者。

黄元的问题不仅在于对“一曲”的解释有偏颇，还在于他暗示美国犯了错误：在美国应以“什么心态及方式”与中国相处这个问题上，即便美国未将此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议程”，原因也未必是“蔽于一曲”：或许它不仅想到了黄先生所想到的，还有后者所未想到的。在批评其他方面“蔽于一曲”前，应先反思自己是否也“蔽于一曲”。

这位北京国情国策研究机构学者还认为：“但在‘社会主义’其实并无具体政治理论及规则之下，实际建立的是中国封建政制遗留与探索中的‘社会主义’政制的杂糅。”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一党专政，民众无须供养众多党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之类。古代也没有各种“新式”政治运动，不会出现反右、文革等。在古代绝大部分时期，民众大致有宗教信仰自由，不会出现所有宗教都被禁止的状况——文革时期宗教界人士与普通信教群众都受到迫害。

该文指出：“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雄才大略，基辛格任国务卿，毛泽东、周恩来警惕苏联及勃列日涅夫侵略中国，美国须要联合中国对抗苏联霸权扩张，中美急须合作对付共同敌人，迅速促成建交。”此处论述有不够严谨之处。1972年中美并未建交，尼克逊、基辛格在位期间也未建交，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生前也未看到中美建交。

黄元提出：“孟德斯鸠的法治与三权分立学说，洛克的生命、财产与自由理论，卢梭的主权在民思想，孔子的‘天下大同’，孟子的仁政，这些与牛顿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皆是东西方人类由古及今，由今及远，认识宇宙运行法则并创建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真理探索”。“仁政”可以认为是孟子核心思想之一，但“天下大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吗？值得注意的是，“大同”并非出于《论语》，而是出于《礼记》一书中的《礼运》。关于《礼记》的成书时间及其中各篇（包括《礼运》）的写作年代存在争议。经学史家周予同认为：《礼运》是儒家支流一位“不知名的作者”的作品，最早出于战国末年。还有学者认为：《礼运》的大同思想，“它打着孔子的招牌，实际上是墨家的思想”（参见黄忠晶：《“大同”是孔子的社会理想吗？》）黄元如果真要概括孔子的核心思想及对“认识宇宙运行法则并创建人类美好生活环境的真理探索”，用“天下大同”其实不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