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政治人物不做政治盘算，这个时代纸包不住火，是要在纸被烧破前面对，然后灭火？还是等纸都要烧成灰了，才灰头土脸地找下台阶？在哪一个时间点上处理和面对，考验的应该不仅是打政治算盘的智慧，还要展现某种政治风格。
如果为此需要付出政治代价，那是给下一代领导人预付的学费。
他甚至对反对者长期对执政党“ownself check ownself”的批评做出回应，他认为可以自己发现问题，自己检查自己，这是一种道德勇气。
一个政治体制要放多少重量在领袖身上，最后又由谁来监督这个制度和领袖？这是个古老的问题。
工人党领导们这一次处理婚外情事件，让我想起刘程强的“副驾驶”说，他认为新加坡需要副驾驶，在司机鲁莽驾驶或打瞌睡时掴他一巴掌，让他回到正轨。工人党领导收到贝理安司机的举报，如果把握机会查出真相，提早提醒，今天可能就不会同时失去党内两个政治明星。
当学问和理性不再是贵族特权，社会自然会对同样是人而不是神的统治者提出“你有权管我，谁来管你”的疑问，因此人们可能不知道尤维纳利斯是谁，但是更多人会认同“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个对权力的质疑。
总理为何主动公开易华仁仍然支取8500元月薪，这是他身为内阁“老板”的判断，他为这个判断负责，因为确保这个国家维持廉洁、领袖坚持诚信，比8500元更重要。
执政党这几个月事件连连，确实需要重新提醒从政者注意行为和操守，但是由反对党领袖毕丹星建议总理找“道德顾问”，这显得特别讽刺，因为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导师，帮工人党找回原来的轨道。
“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疑千百年来一直存在，就因为没有标准答案。领导者若不去订下一个可以自我约束的制度，会让社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漩涡中，最终变得虚无。所以，当议员一再追问，贪污调查局局长向谁报告时，总理截然回答是他自己后，很懊恼地说：“总不能去问神！”
李显龙总理上周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公开交代原议长和议员的婚外情，还有交通部长易华仁被贪污调查局逮捕查案的两起政治事件时，坦诚地公开易华仁每月还支取8500元的薪金时，很多人跟我一样感到不解。
每个政治人物都要我们相信他们，我们听其言，观其行，碰到涉及公共利益事件时，从三种情况来看诚信的表现：
我最近在翻看建国总理李光耀过去的访问，2006年那场大选后，台湾《天下》杂志专访他写了一篇报道“一旦纵容不诚信的人掌政，国家就完了！”，访问中他说：“我还是觉得选举是好事，因为大家都无法预料选举的结果，而且总有意外出现，今年的意外就是工人党的得票率，他们未来还会更大、更廉洁、更有力。到时候，我们（执政党）再跟他们来一场大战，因为我们也不会停滞，我们仍将保持廉洁、保持施政效能，招募更强的党员，跟他们奋战！”
看完当年的访问，我理解总理为何主动公开易华仁仍然支取8500元月薪，这是他身为内阁“老板”的判断，他为这个判断负责，因为确保这个国家维持廉洁、领袖坚持诚信，比8500元更重要。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生活在比尤维纳利斯早将近1000年的时空中，他们认为理想的治理结构下，应该挑选最具有理性美德的人当统治者，它必须好学、强于记忆、勇敢和大度。因为这两位大哲的时代局限，他们崇尚的是精英管理。
在谈总理为什么在没有人询问下，主动公开8500元之前，先让我们回顾过去两个星期连串政坛丑闻的处理方式，执政党这边的，都是由总理通过文告或记者会公布，而不是事情爆出后才被动地反应。
“谁来监督监督者”（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这句谚语出自古罗马著名的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生活在公元500年左右的他是个悲观主义者，这句话经常被看成是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的理想政治体系的挑战和质疑。
我们谈的还不是一般政治人物，而是必须最后拍板的政治领袖。不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有多民主，也还是需要通过民主制度选出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在最后的关键必须做出判断和决定，特别是不能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以“这是你的决定”（it’s your call）回应，即使因为某些私人原因必须让个人做决定，领袖在原则上也必须支持这个决定，而不能置身事外。
第二种情况：大家还不知道，你先主动说。会这么做，在一定程度上是道德良知驱使的。当然可能是害怕现在不说，以后会面对更严重的后果，但是有自律自省，还算可信。
第三种情况：大家都知道了，你还不说。我只能说这是逃避的鸵鸟心态，没有诚实面对的勇气，还有诚信吗？
一个月8500元这对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来说是高的，这比2022年我国的月薪中位数5070元高许多，换言之这是超过一半就业人士的月薪。最近大家都在谈政治观感，像总理那么老练的政治家，为什么要主动提一件肯定会扣政治分的事？
第一种情况：大家不知道，你就不说。这是人之常情，人总是希望小事化无，若最后化解了，也无损公共利益，虽说不上是坦荡，也不至于无信。
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对手的缺点在短时间里固然对自己有利，但是我希望新加坡不会陷入只能在烂苹果中选择的窘境。我们不能接受只要你的政治对手比你更不值得信任，那你即使不值得信任也能够当选。
延伸阅读
这些看起来抽象的概念，最后仰赖的是人性里一个重要特质——诚信。一个合理和符合正义的世界，必须是由理性驾驭的，理性存在于人的自觉、知识和学问中，当学问和知识不再由某个阶级垄断，辨别领导优劣的素质就是诚信。
质疑是有必要的，它能让制度设计者检讨体制内可能存在的漏洞，然后去修补和优化这个制度。贪污调查局向总理报告，如果总理不让他们调查，局长可以直接去找总统，这是双保障的制度。要是总统也误判，让贪污腐败问题逃出法网，那应该是人性治理的极限，最后还是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