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管局几天后答复媒体询问时说，莱道路26号是在2018年6月出租给尚穆根的。在那之前，这套房产自2013年12月就空置着。出租给维文的莱道路31号，自2013年7月以来空置了六年多。土管局说，维文2018年11月开出的投标价，高于参考租金，参考租金也同样并未向他透露。
网络上流传了许多虚假消息和恶意评语，如说土管局把上百万元的翻修合约，颁给尚穆根儿子的公司，以及住大房子的部长与一般公众脱节等等。前议员李美花不改有话直说的本色，在脸书上发表一个视频，为尚穆根打抱不平，说他是一个大好人，被人家“黑白讲”，她感到痛心。她说这事根本不值得调查，也不应该在国会中辩论。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和外交部长维文医生不住原来的豪宅，而去住本来空置了好几年，无人问津的黑白洋房，引起阵阵疑云。我的第一个感觉是，部长花租金去住黑白洋房，不是升级而是降级。
在此土地稀有的小岛国上，黑白洋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国人既熟悉又陌生。它们数量不多，却可以在许多角落看到。殖民地时代留下的历史性建筑，能保存到今天，或是发挥商业价值，或是供作租用居住。政府是拥有者，不管是富商巨贾或部长高官，花再多钱也买不到。
革新党秘书长肯尼斯5月6日在个人网站发文，质疑两位部长为何租得到第10邮区的莱道路（Ridout Road）26号和31号洋房，因为要租住这类国有产业，须通过土管局的公开招标，据他了解，“租金不便宜”。
尚穆根说：“今时今日的政治氛围，行为端正未必就不会遭受攻击。”当政治领导人的诚信成为社会上讨论的焦点时，跟他是不是“大好人”已没有多大关系。政府可以当作无聊话题置之不理，也可以慎重其事，认真调查，厘清民间的任何疑虑。政府选择了后者，这是政府的风格。李显龙总理一开始便不认为两位部长租黑白洋房有何不妥：“新加坡付给部长符合实际、有竞争力的“裸薪”（clean wage），部长决定住在哪里，要租还是买，这些是个人的选择，因此我不认为部长跟土管局租房或向私人业主租房子有什么不对。只要处理得当，遵守所有程序。”他对两人有“绝对的信任”。
部长该住哪里？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两位部长租黑白洋房的风波沸沸扬扬，凸显我国民主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
建国以来便以捍卫清廉政治为己任的执政党，杜绝贪污不遗余力，对朝野从政者的品德，立下很高的标准。反对党随着实力的加强也反过来紧盯着执政党，这种互相“监视”是民主社会的一种良性关系。政治人物身上的是非难免，尤其在网络世界里，有心人随时想惹是生非，何患无辞，但民间对于黑白不能不分。
国会辩论这个课题时，朝野议员虽一致同意，租住过程不涉及贪腐或违法行为，但反对党议员仍紧咬着“观感”的问题。部长住豪宅说是“脱离群众”，住黑白洋房则“观感不佳”，那部长该住哪里呢？反贪局的介入和国会六个小时的辩论，显示政府重视网上和民间的“观感”，政府也借此再次重申执政党的政治文化。李总理强调，“诚实、正直和廉洁是新加坡的价值观”，至于“观感”，恐怕还是人云亦云。
土管局的答复只是为接下来的风波掀开序幕，为7月的国会辩论埋下伏笔。
尚穆根租下的黑白洋房，原占地9350平方米，但由于他主动提议承担毗邻一块土地的维护费用，土管局因此把地皮也纳入他的租约中，并在周围树立篱笆，使得租用面积增至2万3164平方米。尚穆根7月4日接受《联合早报》和《新明日报》的访问时说：若早知道租住黑白洋房的事会引起社会关注，当初他会更坚持不让土管局把额外的土地纳入他的租约里。问题是，土管局把尚穆根愿意照顾的“额外土地”算入租约，是当局的惯例还是一次例外？以前有过类似例子吗？另一方面，随着租约土地面积的扩大，也意味着屋主必须尽更大的责任去照顾并不属于他的土地。
尚穆根之前根据自己的律师收入，购买一栋优质洋房。他在成为全职部长后大幅减薪，因不想要太多积蓄绑在房子上，决定重新规划财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则是为三代同堂，才决定租下黑白洋房。维文有四个孩子，介于17岁至34岁，其中两个子女已经结婚，给他家添了两个孙儿女。两位部长要住哪里，原是个人的事，为了回答人们的质疑，他们不得不公开自己的想法。
国人从人民的视野关注政治领导人、公务员的廉洁，反映出清廉政治已经是体制化的政治价值观。新加坡的制度在国际上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外人也许看不懂这场辩论。
尚穆根以每月2万6500元的租金，租下黑白洋房，受人质疑他是否为了赚取租金，才出租他拥有的优质洋房，转而租住黑白洋房。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当政治领导人的诚信成为社会上讨论的焦点时，跟他是不是“大好人”已没有多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