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总统资格门槛之高，本已是一个自动筛选的机制，据说有资格被当成“疑似人选“者不超过1200人。企业家吴振华的出现也是近一周的事情，他是一个出人意表的竞争者。也许有人乐意见到“体制外”的人出来挑战，但难免也有怀疑论者以为，这个竞争者也受到执政党的鼓励，有竞争，民选总统有选举，也才可以衡量人民对中选者的支持度。
六年一度民选总统选举的种种观察、猜测都有其积极意义，这些“闲言闲语”至少提高人们对选举的关心度。
民选总统的角色是“超越政治”“超越政党”，但过去每届民选总统选举，都有执政党支持并“给予祝福”的候选人。民选总统的制度运作至今，这个职位代表国家形象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要，他不只是在国内礼仪性的接待来访外宾，而是以频繁的出访，促进新加坡在国际上的地位。在疫情后，去年10月哈莉玛总统国事访问了越南，上个月也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如果不是尚达曼，而换做是另一名候选人，人们也会说，“你看行动党，他们不肯推出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或是他们不肯推尚达曼出来”，尚穆根似乎摸透新加坡人的心理：明摆着一个适合人选，却当他是透明，人们会以为，政府肯定有私心。其实在尚达曼宣布参选之前，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人们猜测的名单上，而这个名单上的人名寥寥可数。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尚达曼是内阁中的重量级部长，他辞去内阁部长出来竞选总统，显然是得到内阁的支持，说他是来自体制内的人，一点也没错。但尚达曼本身若没有意愿，“牛不饮水按不得牛头低”。他即使离开政坛，不少国际组织也会向他招手。他选择竞选总统，社会上普遍认为他是个占尽优势的竞争者，接下来的选举结果似乎在6月8日他宣布竞选的那一刻，便决定了下来，政府因而避免了“胶着的选战所带来的尴尬”。然而，这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尴尬”，选民普遍认为“达曼一出，谁与争锋”，因此觉得可以“放心”地把选票投给其他竞争者，以表达他们对体制的一些不满。这种大选中经常会出现的选民心态，可能投射到原本就该是“超越政治”的总统选举中。
尚达曼是一个不须要多介绍，却又有很多值得介绍的总统选举候选人。
尚穆根的回答也有趣，他形容尚达曼是“独立自主的人”，他为自己的决定做主，“他是强有力的候选人，难道是行动党的错？”
其实，尚达曼并不是一个“纪录完美”的人。1970年代服兵役时，他受激进学生陈华彪的影响，不赞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些政策，他选择到一所倾向左派思想的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升学，并同流亡英国的陈华彪等人组织读书会。结果，尚达曼1982年回国时，护照在机场被扣押。1987年，政府展开“光谱行动”，逮捕被指参与“马克思主义颠覆阴谋”的22人，尚达曼也因为在英国和左派的关系而受牵连。后来在金管局任职时，他也曾因为行为疏忽，泄露了我国经济增长初步估计数字，被罚款1500元。1994年的这项提控，并没有影响尚达曼后来出任金管局董事经理。
六年一度民选总统选举的种种观察、猜测都有其积极意义，这些“闲言闲语”至少提高人们对选举的关心度。2017年的总统选举，民间和网上炒作哈莉玛的种族身份，并未在她过去几年任内构成不利因素。
年轻时候的这些“不完美纪录”，对他日后思想上的成熟肯定是一种磨练，也许这是他从政后，特别重视“社会包容”的原因。而政府也没有因为他年轻时的一些“行差踏错”就看死他，把他排除在体制外，否则就没有今天的尚达曼。
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庆祝成立35周年的论坛上，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被问了一个有趣问题。《南华早报》执行总编辑朱艾达（Zuraidah Ibrahim）说：她和一些观察家的看法一样，认为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作为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参加今年的总统选举，“说明内阁多么希望避免另一场胶着的选战所带来的尴尬”。
除了手握国家储备金的“第二把钥匙”之外，我国总统还必须具备在国际上周旋于大国领袖之间的能力。
尚达曼过去在国际领导和参与了多个“蓝丝带委员会”（blue-ribbon panel），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联合国、三十国集团和世界经济论坛。李显龙总理在写给他的感谢信中说，尚达曼的贡献“使新加坡在全球舞台上有了发言权”。尚达曼的个人荣誉，新加坡人“与有荣焉”。
在大国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局势下，新加坡出现一个已经在国际上有很多曝光经验的总统候选人，是国人应该庆幸的。到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尚达曼，日前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主题演讲，呼吁美中两国避免“冷和平”的诱惑，因为“冷和平”充满紧张关系，发生冲突的风险高。累积22年从政经验的尚达曼今后转换角色之后，他可能更常在国际论坛上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