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旅游咨询顾问）
八、冠病疫情期间，塑料餐具的使用加剧。虽然小贩增加收费，但对大部分国人来说，方便是有成本代价的。因此我认同反对塑料袋收费的国人的反馈，收费只会苦了低收入群体，因为收入高的国人不会为了几毛钱而改变生活方式。
虽然立法收费表面上符合国人的“习惯”，是解决所有疑难杂症的良药，但我认为塑料袋收费影响民生，为了意识形态而强势进行，是矫枉过正的举措。是的，为环保我们应该要有所牺牲，但不应该治标不治本，依据意识形态行事。我们要不就全面禁止使用塑料（但这会影响到国家的经贸），要不就把精力放在真正用科技发展，解决塑料垃圾问题。
二、我尝试查资料却无法得知，如果实行塑料袋收费，环境局的关键绩效指标是减低使用率达到多少？
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打从环保运动在1970年在全球掀起，可以说环境保护已是每个地球人的共同使命。因此，环保意识的提升，逐渐变成意识形态，是可以理解的。虽然50多年过去，按道理说，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应该会对塑料处理有更好的办法。事实上，科学家已经研发出裂解柴油（pyrolysis oil），而新加坡的垃圾焚化炉，也已经具备相关处理能力。在2020年3月国会辩论时，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曾经阐明，新加坡的垃圾焚化厂具有环保能力，可焚烧处理塑料袋而非直接填埋，进而发展新油创新工业（NewOil，裂解柴油类）。
建国总理李光耀说过：“我们是务实主义者。我们不坚持任何意识形态。它有效吗？让我们试试看，如果它确实有效，那好吧，让我们继续吧。如果它不起作用，扔掉它，尝试另一个。我们不迷恋任何意识形态。”
三、根据另一项国际调研，塑料袋收费将会造成垃圾袋售卖量增长高达110%。我们是否会就此增加整体塑料袋滥用呢？
调研数据是实，但如何应用数据，却是一种艺术。因此，我希望以实际数据和论述，与国人做较全面的分析：
九、有趣的是，当新加坡人旅游台湾，看到当地人追逐垃圾车的奇葩情景之后，觉得过瘾，认为这就是环保精神。但是，一旦问起如果我们也引进此政策，虚伪的就会硬着头皮说支持，较坦诚的就会认同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试想，每天有这么多人追赶着垃圾车，是一件多么费心费神的事。如果追不上，那臭气熏天的垃圾，可就要在家里呆多几天了。
不过，多名国会议员要求政府考虑对塑料袋征收费用，认为收费才会让塑料袋使用率明显下降，起到环保效益。因此，塑料袋收费法案一推出，基本上就水到渠成。试问有谁敢冒险提出不同看法，反对环保呢？至于我们的垃圾焚化厂是否仍有能力焚烧处理塑料袋，我想已是次要考量了。
五、虽然没有明确数据，我认为将塑料袋两次使用于家中充当垃圾袋的国人，是占大多数的。问题是，两次使用塑料袋，算是再生环保吗？塑料袋须要使用多少次才算环保？更何况对于低收入者，免费塑料袋其实可以起到更好的环保，因为他们会珍惜并好好用于丢弃残羹和垃圾。
四、以每一个塑料袋重约5公克，国人实际消耗了约0.73公斤的塑料袋。以560万人口（2022年普查）为准，塑料袋直接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4100公吨。相比较2022年所产生的近100万公吨塑料垃圾（塑料袋占总量的0.41%），政府实行塑料袋收费，会不会是隔靴搔痒呢？
一、根据环境局2019年资料，“国人在2018年使用共8亿2000万个，或每个人每年146个塑料袋”。比较美国平均每年每人约360个塑料袋（www.sierraclub.org），我们是否更加环保？
国会今年2月通过修正法案，预定在6月间推出超市征收塑料袋费用的规定。其实国人对塑料袋收费见仁见智。2021年4月的一项网上调研，早报网发现只有38%受访者愿意为一次性塑料袋付费，其余超过六成（62%）则希望能在超市继续免费索取塑料袋。但既然已经确定施行这项政策，我想也不妨聊聊世人面对意识形态的反应。
七、我记得过去环境局推出节省用水运动，鼓励小贩使用一次性餐具。曾几何时，我们现在却转换意识形态，进入既要省水也要减少使用塑料的灰色地带。有趣的是，一个塑料袋称重5公克，和塑料汤匙刀叉各称重约5至6公克一样。我们一方面以收费打击塑料袋使用，另一方面却又允许在外用餐鼓励塑料餐具，如打包使用重约30公克的塑料盒。一次用餐就产生至少50公克的塑料垃圾，如此顾此失彼，我们如何更有效地抑制塑料垃圾？
六、有过网购经验的国人，必然会有拆解层层叠叠塑料包装膜的经验。夸大地说，新加坡作为世界重要物流枢纽，对外经贸逢勃发展所衍生的塑料垃圾，是不是政府和环保人士更应该关注的环节呢？
当我们重温以上课题，是否感觉到道貌岸然的环保意识形态，已经影响到大家的生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