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饥荒是一种“战术选择”：是某些政权或集团旨在寻求新的实力资源时的战术选择。在20世纪，饥荒先后成为血腥意识形态的无情工具，用来消灭某个少数群体；或者成为灾难经济政策的厄运副产品。谁掌握了食物获取途径，谁就拥有权力，确保自己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布吕内尔指出，在这个摆脱冷战暴力的世界，饥荒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控制战略。把一部分人口长期置于食物严重不足的状态，就可以达到控制他们的目的，迫使他们陷入日常劳动中，只求苟延残喘，无暇组织和策划政治行动。
从全球范围看，不但食物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而且信息手段和预防手段都相当发达，地球上任何地方的食物匮乏，都能轻易得到补充。法国学者布吕内尔（Sylvie Brunel）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指出：饥荒的发生对于整个群体而言，意味着食物完全中断，无任何行动能终止这一短期内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当今世界出现的饥荒，是地缘政治深度改变的产物。
在人类已经具备足以消除饥荒的经济条件和科技水平的今天，为什么饥荒会降临到一些地区、国家或群体头上？历史表明，当所有大规模饥荒发生之际，食物的产量总体上并没有下降。根本原因是某些国家或组织，没有妥当干预，适时阻止饥荒。当局或援助机构把饥荒当做死亡工程的执行工具，企图用饥荒政策制服当地民众。阻止饥荒的关键在于让人们享有食物获取权，建立食物出现不足时的预警机制和干预机制，让援助机构易于接近灾民。
（作者是中国成都学者）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人口论》中说道：享有食物的权利无法属于所有人，如果人人都拥有食物权和被供养的权利，就没有人能堂堂正正地穿着华丽衣服享受珍馐美食。如果一个群体仅受到外部有限的承认或被质疑，往往必须承受陷入饥饿状态的所有风险。剥夺食物是控制民众的一种战略，与食物实际拥有量无关。个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决定着其食物获取途径。
世界人民应该大团结，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和平与发展，深度推动全球化，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外来援助的信息和运送手段存在，全球化机制可以有效化解现代饥荒。
20世纪人类经历了多次可怕的饥荒，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过战争死亡人数。理论上当饥荒爆发时，全球食物产量仍是足够的。即便有气候和经济因素，食物的总体产量下降本身并不足以引发食物危机。人口学家认为，地球人口永远不会超过110亿，理论上，全球能提供的食物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需求，对所有110亿人来说，食物生产都是充足的。食品安全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交易，特别是在产量盈余和产量不足的地区之间，交易可以调节粮食供需。
俄乌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造成全球粮食危机严重且走向恶化。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个国家的食物安全，取决于粮食的拥有和粮食的获取途径。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机制下，自然气候因素出现粮食短缺的地区和国家，绝大多数获取粮食的途径是畅通的。出现严重全球粮食危机和潜在的饥荒风险，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