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吴先生就新加坡“不是、也不能成为一个只用英语的西方社会”这个论点详加阐述，说得十分清楚、十分到位。可是人们要问，这个本来就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为什么偏偏有人拿它来做文章，用心何在呢？姑且搁下动机不论，吴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发表奇谈怪论的原因，是已经“忘了自己母族文化的根”，而“一个民族不能饮水思源绝对是危险的！”
日前拜读吴俊刚先生大作《英语和母语》（2023年5月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转述4月23日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在怡和轩第15届华文书籍奖颁奖仪式上说的一番很重要的话。徐芳达强调，英语是新加坡各族同胞沟通，以及与世界接轨的语言，但它不是新加坡人的母语，也不是新加坡的唯一语言。他强调，新加坡不能成为只讲英语的单语社会。
金融投资家罗杰斯说：“我们几年前来新加坡定居，是因为它的双语、语言和教育政策”“新加坡成功地把焦点放在让每个人通晓至少两种语言（也使用马来语和淡米尔语），是它在过去45年来一直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的一个原因”。
新加坡人务须数典而不忘祖，夯实建国基石，赓续文化根脉，莫让悲剧上演。
长期在香港任教的新加坡学者曾渊沧博士说：“……我们不知道30年后，只懂英文英语在新加坡是不是仍然不够？”（《新移民须通晓英文？》，3月3日《新明日报》）今天的国际形势已经明显不过，我们不用再等30年或三年。显然，曾博士认为，即使在今天，新加坡人如果“只懂英文英语”，已经是远远“不够”的了。
“建议”一提出，部长在国会发言时就陈述三个理由，并指出这个“建议”不能成立。
十分讽刺的是在新加坡政坛就有籍谈式的人物。笔者在早报网上看到，有位反对党议员2月27日在国会辩论中，就移民遴选问题批评政府“不够透明”，并建议将英语测试作为新移民的遴选条件。
华族有个成语叫“数典忘祖”，说的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476年）晋国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在宴会上拿出鲁国进贡的壶来饮酒，便问晋国为什么没有进献贡品。籍谈回答说，晋国从来没有受到周王室的赏赐，所以没有器物可献。周景王说，从晋的始祖唐叔起，就不断受到王室的赏赐。他责备籍谈身为晋国司典（掌管典籍文书的官）的后代，竟连这些史实都不知道。籍谈无言以对。籍谈退出后，周景王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马来族、华族、印度族和欧亚裔——和谐共处的国家。但凡种族，都有共同语言、共同的地域认同、共同的经济生活及反映共同文化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换句话说，每个种族都有他们的“根”。这“根”也就是他们的“祖”。
对一个连自己国家国情，尤其是双语政策，都不甚了了的国会议员，恕我直言，只能称之为政客。政客者，词典说是“依靠政治投机活动来谋求个人或集团私利的人”。此义是褒是贬，该是很清楚的吧。
2012年，《联合早报》出版了李光耀所著《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作者在自序中说：“这本书里，我集中探讨我们如何把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把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来教导学生的问题”“为了维护各族群的认同感和承传祖先的文化，各族群以本身的母语作为第二语文是有必要的”。在第八章“我的经验总结”中，李光耀说：“我们的双语教育政策，这么多年来成为了不可撼动的基石”。那位反对党议员抛出“建议”，难道是要“撼动”新加坡的建国基石吗？
既忘了“根”，又不思“源”，可见这位议员真的是数典忘祖了。
吴俊刚说：“如果双语政策的堡垒最终被攻破，那新加坡人文化失根（deculturalization）将会成为事实……结果就是英化，切断了与母族文化的联系，在文化上被殖民。”一旦走上文化失根之路，“不管是自愿的还是梦游式的，都是莫大的悲剧”。
后来，人们用“数典忘祖”比喻忘掉自己本来的情况或事物本源，也比喻对本国历史的无知。
（作者是资深语文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