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美国学生不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必须要以“工业化”为首要目标，觉得中国可以一直是一个农业国，这就涉及现代化的定义，以及对中国百年工业化，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回顾。华裔学者中有些人对中国工厂、三线企业是有直观认识甚至生活经验的，也有助于解释工业化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的确，美国社会一般很少见到对人文史地政治知之甚少的工程师和医生，因为所有大学生都必须接受通识教育，而不是过早和过于狭窄地局限在某一个领域里而不知其他。
近期，这一互动过程也引起华裔学者群体的反思。例如，很多美国学生因年龄、经历和眼界等局限，对中国的了解，不是误解许多基本事实就是无知。这就迫使教学时间经常成了澄清基本事实、消除误解的过程，否则教学双方难以在同一层面上互动。
学生在学习和讨论后，也确实认为美国援助模式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值得反省。笔者认为，讨论这类基于第三方视角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帮助美国学生摆脱以西方为中心，而改以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来看世界。这也符合希望美国大学提供替代性视角的教学期许。
笔者一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内敛、审慎、自保、防御的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中视刀兵为不祥，讲究“非攻”，即使在《孙子兵法》中务实讨论战略和战术及取胜之道，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的理念，也谈及在和北方游牧民族及现代西方超过千年的交往中，中国大都处于防守和自卫立场的事实。《商君书》中确有不少鼓吹战争的言论，但并非中国思想主流。中国当代社会学家翟学伟也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忍”是一个关键词，当人们“认定某种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解体时，忍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就会发生”。
尽可能地搜集中国人著作的英译本，让学生读到未经西方人挑选和阐释的，直接来自中国的思想和观点也非常重要。为此，笔者花了相当多精力搜集很多中文原始资料的英译本供阅读讨论，其中又以现当代文本为主，主要体现不同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和观点。
美国大学本科是培养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和精英分子的重要体制。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思想指导下，大学本科注重学生在学业和认知上的综合发展，并不过度专业化。一方面，美国人普遍相信，良好和全面的本科教育，能使学生具备从事一般工作的思考、分析和表达能力。另一方面，美国人相信，人文社科教育对一个志在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工作的人，也有扩展眼界、对社会和世界进行批判观察与思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此外，强调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青年心态的全球共通性，也帮助美国年轻人了解中国的同龄人和他们一样，面临很多类似的生存困境和奋斗历程。
在积极参与英文学术界的研究和学术产出，乃至从事双语著述以外，华裔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度了解，和对两个国家的不断对比观察，确实是一般美国学者，甚至很多中国研究专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因而应该更自如和自信地，增进美国学术界和非学术的中产阶级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笔者认为，中国大陆背景的新移民学者在涉及一些当代议题时，希望能解释得更清楚，使学生不至于完全误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方面是出于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自己是“当事人”的心理所驱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希望学生不论在知识或学术上，都能全面和平衡看待问题的考虑。例如，美国本科生从高中升上大学前，国际问题基本不在平时的思考范围内，他们非常容易把“中国”和“台湾”看成两个实体，甚至似乎没有很大关系，而这的确也是美国社会当下通行的一种认知。华裔学者在课堂上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详实的例证，说明台湾问题的由来、台湾是20世纪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湾本土文化和大陆闽南文化的渊源，以及1949年后迁移到台湾的200万大陆（外省）人如何成为海峡两岸更强的纽带，乃至统一是当前一个重要议题等等，调整学生的原有认知。
在今年1月的美国历史学会费城年会上，笔者作为与谈人之一，参加了一场美国华裔历史学者关于历史教学的研讨，就涉及本文开头提到的大家共同关心的议题。一位旁听的美国女学者当场表明，有你们这样的人在美国课堂讲述中国，美国学生是很幸运的。
学术中立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张力，有无可能和必要形塑美国学生的世界观等等议题，也开始产生反思意识。
笔者认为，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华裔学者，在大洋两岸都有长期深度融入的生活体验。老一辈华裔学者中很多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笔者这代人也从小经历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成功的全过程。在积极参与英文学术界的研究和学术产出，乃至从事双语著述以外，华裔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度了解，和对两个国家的不断对比观察，确实是一般美国学者，甚至很多中国研究专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因而应该更自如和自信地，增进美国学术界和非学术的中产阶级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学生也在阅读相关英文著述和课堂讨论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些深层特质。好几名学生在作业中不约而同地强调中国的反侵略特点、防御性，对近代中国长期承受外部压力（foreign pressure），追求国富民强表示共情。
另一个讨论方法，就是激发学生对美国社会类似经历的联想，把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人类经验连接起来。例如，近现代历史上女性解放的部分目的，是通过养育子女，承担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即成为“共和国母亲”。有美国学生在学习中国现代史中的相关思潮时，马上想到美国也曾有过这样的倡导。笔者立即鼓励学生作此联系思考，因为这非常有助于美国学生破除对中国历史的陌生感，形成“跨国史”意识。
对在中国出生、成长，移居美国的华裔学者来说，这个过程又比跟一般美国本土的中国研究专家的交流更复杂。华裔学者本能地更在意要澄清美国学生对中国的误解。他们也开始反思，究竟是应该以“学者—教师”的身份教学，还是应该先认同是“中国人”、用这个身份来授课，也在思考自己本人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是否适合成为教学内容。
另一个课题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笔者选了两篇国际主流期刊上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证性英文论文让学生阅读。这两篇论文的作者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的学者，而是分别来自“第三方”的非洲和欧洲学者。两篇论文都对美国的援助模式提出质疑。受美国掌控和影响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给非洲国家的援助是有条件有规定的，注重援助的效益但又带有相当的意识形态色彩，文章对此提出质疑。文章肯定中国的援助，认为那是注重非洲国家的基本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援助，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替代体系。其中一篇论文还对“债务陷阱”等问题作了澄清。
由于美国的高中教育相当多元化，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极大。在一个初次接触中国历史的班上，可能有学生已经涉猎不少，也可能有很多学生对佛教、儒学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不成问题的概念，闻所未闻。美国高中教育并无固定大纲，有些高中会反复只讲美国历史和政治，有些泛泛地教导世界史；其余的认知，不少学生就只能靠电视和网络新闻。笔者的好几个学生都在作业中承认过，在选笔者的课之前，对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以及中美关系等相关内容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