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及逐渐放弃“韬光养晦”战术，以及后冷战秩序逐渐解体，美国朝野逐渐形成新共识：即中国不会依克林顿的乐观预想而改变，中国从价值观到地缘利益，都与美国相悖，美国必须想办法在没办法之前，遏止中国的昂扬。

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高调访问台湾。美国政府行政分支试图安抚愤怒的中国大陆领导人，但这一次访台行动，却是量变积累为质变、揭示中美矛盾根本化的标志性事件。

佩洛西访台时，美国行政分支虽然对中国进行战术性安抚，但在主要战略考量及嗣后的安排上，依然是立足于准备在西太平洋与中国展开较量。

就在进步主义的战略攻势达到巅峰之际，保守主义终于反弹。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始，开启欧美向右转之路。

佩洛西访台揭示中美矛盾根本化

最为人们诟病的美国四处干涉的行为，相对于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而言，都是具备后冷战特色：美国并没有寻求自身或盟国疆域的扩张，俄罗斯却仍在追求土地。

人们将所居住的行星，围绕其恒星公转一周的物理运动，定义为一个周期，并选取该行星相对于恒星的特定相对位置，作为旧终点与新起点的重合，以此设定抽象化的刻度，为本无意义的、无终无始的时间，赋予人们可以理解的意义，这便是一年。

2022年2月，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试图迅速颠覆乌克兰合法政府，并攫取乌克兰领土。俄罗斯发动的以改变国家疆界为目标的侵略战争，为二战结束后所罕见，更为冷战结束后所仅见，历史意义则在于彻底终结了后冷战秩序。

后冷战秩序草创于第一次海湾战争，特点包括：基于价值观的国家行为，取代赤裸裸的基于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在国际舞台上高歌猛进；非传统威胁取代一国对另一国生存上的威胁，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对于稳定的主要威胁；阵营瓦解，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实现全球化，无法再以非红即蓝截然区分，旧敌对阵营之间的成员亦可热络合作，旧盟友之间亦有激烈竞争。

紧迫对上紧迫，未来一个历史时期，或许将是西太平洋最危险的时期。

在每一年终结之际，人们倾向于回顾过去的这一个行星公转周期，检视发生的诸多事件。历数每一个事件，固然是确保全面的盘点，但站在赋予意义的角度而言，似乎显得流水。笔者不揣冒昧地基于意义观，回顾这一年中发生的、（或许）在大历史的长河中能展开意义涟漪的事件。

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50年前“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判例，自此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

201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判例形式宣告同性婚姻合法，这一以强制令对社会争议主题作出规制的做法，被视为进步主义的一大胜利。进步主义的波澜更远及传统上不那么激进的亚洲。2017年，台湾通过“释字第748号”，为宣告同婚合法在亚洲之开先河者。

未来一个历史时期，进步与保守的相持可能呈现拉锯状态，并持续受到后冷战秩序终结后，新国际秩序形成的影响。进步主义的主张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可辩论的、没有独一真理的，进步主义者将不得不“屈尊纡贵”，尝试去说服人民，而不是将无法立即接受进步理念的人视为化石。

水门事件之后，进步主义由美国发端，在欧美乃至整个世界开启了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战略攻势”期。进步主义者将很多议题成功运作成为全球主要政治及发展议题，包括少数族裔权利、移民权利、妇女权利、性小众权利、环境保护等。冷战胜利更为进步主义抱薪添柴，基于价值观的后冷战时代，鼓励了进步主义的发展。

“罗诉韦德案”遭颠覆 终结进步主义战略攻势

同样，佩洛西访台事件，以及事件背后揭示出的美国内部共识，使得中国决策转圜空间亦愈趋狭窄。中国可资利用的美国内部“友我”势力越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与美国摊牌的时间安排就会越紧迫；相对，美国对华对抗的准备工作也就越紧迫。

这一体制甚至都不是冷战式的、以意识形态为阵营划分的，而是基于疆域安全的二战前模式。国家间或将更多地注重战略要地、地缘要地、资源要地的防守与争夺，价值观或将从其行事的主要驱动力，降级为包装其行动的旗号。

这一右转趋势并非单纯的政党轮替，而是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攻倒算。特朗普的高支持率、英国脱欧、欧洲人对移民的疑惧、“白左”污名化趋势，终于在2022年以“罗诉韦德案”遭颠覆而集大成。进步主义长达半世纪的战略攻势终结，与反扑的保守主义形成相持局面。

未来一个历史时期，进步与保守的相持可能呈现拉锯状态，并持续受到后冷战秩序终结后，新国际秩序形成的影响。进步主义的主张不再是理所当然。

俄罗斯2008年在格鲁吉亚的侵略行动，和2014年对克里米亚赤裸裸的吞并，积累了压垮后冷战秩序的压力，2022年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彻底刺激欧美盟国做出断然反应：阵营再现。北约作为基于集体安全的传统国家利益的结合，强力复兴。欧美对俄罗斯的全面抵制，宣告了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是可以改变的，这种范式，此次应用成功，意味着以后的激烈竞争也可以走类似道路。

从历史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或将促使传统的“结盟—对抗”体制复兴。

俄乌战争终结后冷战秩序

美国与中国的和解与合作，基于对抗苏联这一共同敌人。在尼克逊“三角关系”的设计中，联合次要敌人以对抗主要敌人是思想主轴。主要敌人消灭后，弥漫的后冷战乐观情绪，主导美国对中国充满想象，认为和平演变正在路上，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是北京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