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间能够通过不同语种的媒体，第一时间掌握到官方所要推行的政策信息和精神内容，尤其是关键名词，有利于响应和配合。
例如，1993年初，警察部队成立一支新的治安团队Police Coast Guard，在处理相关新闻时，华文电视台翻译成“海岸警卫队”，华文报章则翻译成“警察海岸卫队”。又如，2020年初，冠病疫情暴发后的一个月内，有关病毒、肺炎的名称数次易名。新加坡官方机构发布四种语文的病毒名称，中文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一篇文章的第一次称呼）和“新型冠状病毒”（第二次称呼）。与此同时，官方也允许本地中文媒体使用“新冠肺炎”一词。
当局如果以四种语文发布重要文告或新闻稿，虽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国家资源，但是，由于那是牵涉到上情下达的政策传输，牵涉到民间所应遵循的社会规范与标准，或民众所能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再考虑到网络时代新闻的急速传送，在第一时间精确传送政策内容，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国家资源的使用也肯定是值得且有积极意义的。
世卫宣布“COVID-19”为标准名称之后，新加坡官方没有进一步指示民间使用哪一个中文版本。电视台使用“2019冠状病毒”，报章使用“2019冠状病毒疾病”。久而久之，两者各自翻译的名称才统一简称为“冠病”。
（作者是本地业余写作人）
首先，通过此举，当局可以再一次摆明官方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政策的姿态。平等对待四种语文政策，就是平等对待各族国人。
第三，除了英文媒体之外，其他语种的媒体可以避免在截稿时间压力下，在翻译有关文告时产生理解偏差。重要文告或新闻稿的翻译稿件，在当局通过媒体向公众人士发布之前，肯定会有充裕时间进行反复审查，翻译上的理解偏差相信不会存在。
接着，世界卫生组织将之定名为“COVID-19”，这个名称可视为“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就是“2019冠状病毒疾病”。新加坡官方马上紧跟其后，宣布“COVID-19”为大家所应遵循的统一名称。
第四，避免不同性质媒体之间因各自翻译而给民众带来的无所适从感，上述的“海岸警卫队”与“警察海岸卫队”，就是一例。此外，一些涉及金融与财务性质的新闻，较易产生翻译上的理解偏差，虽说类似的理解偏差可在新闻刊发后更正澄清，但试问会有多少读者去阅读新闻刊发后的更正？更何况，在网络发达、自媒体风行的时代，一则新闻刊发之后，马上会传遍全世界。一些关键名词与专有名词，是不是应该在官方审查并定型之后，才通过媒体正式刊发？
综上所述，由于缺少官方发布的四种语文文告或新闻稿，再加上缺少官方规范的统一译名，以至于民间与媒体上出现译名不同的混乱现象。我认为，有关当局若以四种语文发布重要文告，将可带来几个正面效果。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虽以英语作为社会行政语，基本上还是恪守平等对待四种官方语文的国策。然而，由于当局在文告书写上以英文为主，以至于包括媒体在内的民间机构和普罗大众，有时候无所适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