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可能正试图在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分工方式。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可能正试图在不同所有制主体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分工方式。下一阶段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创新链条上，越往上游的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领域，不确定性越大，民营企业越是不愿意进入，越须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不同国家，政府进入创新链的方式是不同的。美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军方，国防部获得的研发费用，常年占到美国政府研发支出的一半左右。我们熟知的互联网、GPS、集成电路等底层技术，都是从军方项目中孵化出来的。
也要注意到，在创新链下游接近市场的一端，只有在硬预算约束之下激烈竞争的民营企业，才有可能将原创技术最大限度的商业化。二十大之前中国政府一再警告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但是此次报告相关措辞改为更温和的“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也许正是出于对民企作用的重新认识。
一个拥有强大内循环的经济体，只会更为开放，不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这背后有复杂的机制，仅以创新为例，创新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中国越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独立自主，就越须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二十大报告中对“开放创新生态”的提及，甚至要早于“自主创新能力”，说明中国政府对创新和双循环的关系有深刻理解。
中国曾经寄希望于从欧美获取底层技术和基础研究成果，但是中美脱钩之后，只能加强政府投入，实现自主创新。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布局。早在二十大之前，国有企业就被定位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此次大会，又有大批航空航天系统的官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他们都曾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取得突出的科研成绩。
首先要指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必然以内循环为主，这一点无关意识形态。以美国为例，其出口依存度常年保持在10%以下。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建立在商品、人员、信息都能自由流通的高度整合的国内市场之上的。
中国政府于2020年提出了双循环战略，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确认了双循环的战略意义。西方舆论普遍认为，“双循环经济战略意在强化内部市场，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德国总理朔尔茨语）”。
中国经济的瓶颈，恰恰在于内循环并不通畅。比如此次防疫过程中，各省涌现出20多种健康码，就充分暴露出要素市场的割裂。再比如创新必须依托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但中国科技企业嵌入外循环过早，产学研之间缺乏合作，尚未能形成真正的创新共同体。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构建统一大市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正是为了解决内循环的上述问题。
二十大后中国经济另一个惹人瞩目的焦点，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很多人认为，计划经济将大幅回潮，但事实并非如此。二十大报告中，市场／民营／非公有制三个关键词共出现26次，要高于十九大的24次。此次报告重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西方世界的主流看法是，国家安全已经取代经济发展，成为下一阶段战略重点，中国经济前景堪忧。笔者认为，今后的经济运行中，内循环的比重确实将持续加大，政府的作用也会进一步强化，但这些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或者计划经济，中国经济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高度发达的内循环，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在国际大循环主导的模式下，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市场都由外资企业主导，而双循环战略的目的，就是希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由中国本土培育的跨国公司去整合全球资源。产业经济学家刘志彪曾做过形象的比喻，双循环意味着“从客场全球化向主场全球化的转变”。
（作者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前景并不黯淡。外界的负面看法，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之外，主要是长期疫情封控导致的信心不足造成的。笔者相信，只要疫情过去，让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二十大报告所要传递的信息，将会得到更为客观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