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组屋，其中有在生活线上努力求存的人，也有收入在最高30％、过着优渥生活的人。新加坡政府对这样的成绩感到自豪，而人们基本上也对这个公共政策感到满意，不然那些有能力购买私人房产的高收入家庭，不会也住在政府组屋里。
八成的新加坡家庭目前都住在组屋里，那些住在私人房产中的，不少也曾经住过组屋。新加坡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组屋故事”，而且在一间组屋里成长和生活后，绝大部分人记忆中都会留下好的故事。
预购组屋的价格，是参考了周围的转售价，加上个别单位的楼高、面向、地点和便利等等，再考虑当下的市场环境来定的。首次购屋者若符合条件，至少可以获得8万元的首购津贴，最终支付的买价比定价低很多。组屋的建造成本，当中一大块是政府售地，土地是国家储备，建屋局从储备中拿了一块地，必须按市价还到储备金里做等值交换，好让国家储备能继续投资赚取收益，一部分用于现在，一部份留给未来。
涉及大部分人钱包和利益的政策必然进入某种轮回，特别是住房政策与整体政府的其他环节环环相扣。动用土地涉及国家储备、组屋价格关乎还款能力和个人公积金与退休储蓄，拉远一点还牵涉到就业、工资、生活费等等，再扯远一些还牵涉到家庭的组成等等。
任何要顾及那么多群体的政策，都不可能百分百尽如人意，从不同角度审视，总有不完美之处。
我们应该回到公共住房的“公共”意义上去认识这个问题。政府组屋不论以哪一种方式定价，它都享受到不少的公共津贴，如果一方面要享受津贴，一方面又要满足私人房产的“商品”条件，比如对地点、楼层、面向等等挑剔的选择权，我认为都是过度奢侈。
我们应该回到公共住房的“公共”意义上去认识这个问题。政府组屋不论以哪一种方式定价，它都享受到不少的公共津贴，如果一方面要享受津贴，一方面又要满足私人房产的“商品”条件，比如对地点、楼层、面向等等挑剔的选择权，我认为都是过度奢侈。
可是选购人生第一套房子时，人们往往希望买到的就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理想住所，甚至还考虑若干年后卖掉时能赚第一桶金，再提升到更好的住房，因此低楼不要、顶层不买、面向不佳不宜、地点不够好更不行。
The Alternative View脸书、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经济师杨南强和“网络公民”，也借Central Weave@ AMK影射政府高价售地，推高组屋价格，从中牟取暴利，双双接到政府的“更正指示”。
最近建屋局在宏茂桥中心靠近地铁站的地方推出预购组屋Central Weave@ AMK，因为地点关系，价格不低，于是又引发了新一轮议论。
过后，中立和温和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院网红副教授梁永立（Prof Ben Leong）也写了贴文，批评政府如果对关于组屋政策的意见充耳不闻，先辈几十年来建的这间大房子就要着火了。
这样的事情在新加坡一点都不新鲜，讨论组屋的价格，几乎变成一种新加坡式的生活乐趣。
杜甫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一个崇高的境界，新加坡可以说已经达到。有个安全的庇护所之后，人们就会选择冬暖夏凉的南向房子，受北风吹或者夕照的房子大家都会避而远之。因此连地点不错的预购组屋，每一期都有遭人嫌弃的剩余组屋。
如果只解决某一个角度的问题，未必能保留整个制度带来的其他益处。比如把新组屋的价格和市场脱钩，改由政府以象征式价格将土地拨给建屋局，再由建屋局根据建造成本为房子定价，这样必定会波及同个地区现有组屋的价格。
十多年过去，他还是住在同一间组屋，孩子也长大了，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想过搬家，他说：“就是住了很久了才叫家。”
什么都满意了，售价一定不低，即使买房子的人想清想楚签下了合约，身边的亲戚朋友听了价格纷纷帮忙抱怨，即使房贷还款不超过家庭收入的30％，大家还是会替人家担心供房问题。几年后，当屋主把这间组屋卖掉，赚了一笔后，所有的人又投以羡慕的眼光，忘了当年的抱怨。
这一轮议论的重点主要是政府为什么不能以更低的价格售地给建屋局，以降低新建组屋的成本，从而降低新组屋售价；建屋局为什么不能提前建造，以免让申请者等太久，延迟年轻人的结婚和生育计划等等。
这些批评大部分不太新，关于预购组屋的定价方式，以及兴建组屋时政府得给国家储备的土地估价方式，都可以在建屋局的网站上找到。新组屋的定价，和建组屋的成本是两组不同的计算，它们不直接挂钩。
如果孩子成家申请父母住家附近的组屋，政府这么做，孩子的新组屋价格可能会低，但是父母的组屋也会跟着贬值。有孩子的父母可能愿意牺牲，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住在附近的呢？
我的个人意见肯定很不受欢迎，因为人们的要求已经高了，降不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几十年来关于组屋可以增值、可以媲美私人公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论述。政府以此为政绩，屋主们也为此而骄傲。
这些道理很多新加坡人都听到耳朵出茧，但每当有高价预购组屋推出，或者建屋局政策调整，类似的论述又卷土重来，而当局又得要再翻出那些理由重复好几遍。
享受公共住房，不能完全以个人的偏执为中心，这个道理知易行难。或许我们在“新加坡携手前进”（Forward Singapore）运动中讨论关于公共住房和社会契约时，多点介绍那些把很普通的组屋住到变成“家”的人，启发大家在关注有形资产增值之外，对住房和生活有另一种思考。
（作者是《联合早报》执行总编辑）
好多年前一个朋友新婚搬到马西岭的新组屋，当时那个地方相当偏僻，他的四房式走廊单位也不在高楼，后面还是一大片树林，本地俚语说“很u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