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秩序，一个“乱”字足可概括。至于“乱”之缘由，无外乎一个“斗”字，“斗”的极端形态则是“战”，甚至不惜以核战相恫吓。从2月份开始的俄乌战争，迄今“斗”与“战”的后果，把世界“乱”象演绎得无处不在，更在恐怖袭击、黑客入侵、斩首暗杀、生化危机和疫情骚扰的乱象中，让人们平添对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骤增的几分担忧。
好在金秋10月到来前，传来久违的诉“和”之音。9月29日，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在新加坡举行的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视频发声：用冷战来形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并不恰当，双方在经济交往、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和禁毒议题等问题上必须合作。“我们对中国传达的信息是，让我们谈一谈，重启这些对话，并向前迈进。”一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祝贺中国国庆节时特别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类似的善念，在国家间关系中尤为需要。这倒不是幻想人类社会到处是谦谦君子，也非希冀靠忍让去化解国家间的所有分歧与矛盾。但在勇于正视彼此之间存在矛盾，着手解决棘手问题前，心存“和为贵”的善念，避免动辄以“脱钩”“断链”“制裁”“核战”相威胁，变以利相争为以和相交，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遵守国际公认交往准则的基础上，把沟通协商作为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的首要选择，应当不难做到吧。
“让我们谈一谈”、反对诉诸武力或者冷战的主张，再次出现在大国政府决策的案台上。事实上，中国2000多年前先哲“礼之用，和为贵”的诉求，既是化解当今国际矛盾与冲突的可选良方，也是不同国家寻常百姓共同的期待。《道德经》有云：“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样的道理甚或教训，已经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无数次被证明。企图以“不祥之器”化解矛盾与冲突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使“维护国际和平”“制止侵略行为”和“促成国际合作”诸多表明“和为贵”的理念，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也确定了联合国宪章的主旨。正是靠着这样的准则与主旨，二战以来尽管受不间断的国家间争端、区域冲突、局部战争所困，但国际总的秩序、世界大的走势，没有形成全球范围的战争，也未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再不济，不是还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沟通调解机制吗？事实上，二战中曾为死敌的美英法与德国、意大利后来成为盟友，冷战期间曾是朝鲜战场敌手的中美两国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其历史性的昭示价值，岂止于化解时下诸种国际争端？所以，传承数千年的“和为贵”理念，应当不失为当今世界共同遵守的普世价值，以奥尔德林“第二人”即为“第一人”的善念，作为国际交往与国家关系上秉持的心态，是消弭不少人现在怀疑“和平与发展”时代是否已经走到尽头的价值利器。
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宇航员。在半个多世纪前执行第一次载人登月任务阿波罗11号时，因紧跟另一位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lden Armstrong）踏上月球，被称为登上月球“第二人”。但在安全返回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挑唆地提问：“你同为探月者，登上月球第一人的却是阿姆斯特朗，你是否感觉有点遗憾？”在众人以为他会尴尬的目光下，奥尔德林笑着说：“你别忘了，回到地球时，我可是最先迈出太空舱的！所以，我是从别的星球上来到地球的第一人。”奥尔德林用互让互敬、与人为善的善念，把“第一人”与“第二人”互为兼容、合作并存的关系，诠释得淋漓尽致，赢得了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作者是山西行政学院教授）
这不仅表明“和为贵”的可行性，也揭示了“和”与“战”反复权衡与争斗中，“和”能够占据上风的深度原因。特别是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以“和为贵”的愿景，同时签署《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治理新征程上迈出重要一步的类似举止，清楚表明人类社会在本已为不时而遇的自然灾变、环境污染、极端气候、宇宙辐射、疫情病毒侵扰的条件下，无论对每个国家“独善其身”说来，还是对国际社会“达济天下”而言，“和为贵”都不失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球村”中应当恪守的普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