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王莽谦恭未篡时”并不能证明他篡位前的虚伪，更可能是他被权力改变了。同样，中共的一些领导干部一旦上位，以往表现出来的团结、合作、谦虚谨慎、脚踏实地等品质一扫而光，变得张扬跋扈和刚愎自用。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像“我将无我”这样的誓言之真诚，但任何时候都有理由担心任何当权者经不住权力的腐蚀，因为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为其提供了沃土。
习近平的反腐大得民心，他为了民族复兴的既定目标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纲领、统一行动，也符合中共传统。“习思想”是个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也许意识形态调门过高，但具体政策是务实的，其中一些方面也许会被历史证明行不通，须及时调整。当世界进入大动荡期，各国社会撕裂、政治极端化时，能用它将这么一个大党大国统一起来、稳住局势，就是巨大优势。况且在自由主义遭遇危机时，也看不到有其他替代。
第一种是全面强化制度权威，从人治转型为法治，将政治文化从“跟人不跟线”改造成“论事不论人”。这方面习近平中央在过去10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每月一会，通过了上千项改革方案和政策，大到党委议事决策程序，小到法官和辅警的职称级别，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建立起了明文制度。作为“四个全面”之一的“全面依法治国”，延申到行政、环境和社会治理、国家立法和党内立规等等方面。
邓小平之后，中共“打江山”的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坐江山”的后代开始扮演主角。合法性和权威是两者的最大区别。从“打江山”一代中产生的领导人，在达顶之前都有自己的舞台和广为认可的成就。例如，邓小平以第二野战军的“刘邓大军”闻名，是渡江战役的主要运筹和指挥者之一。中共建政后他以行政管理能力著称，成为“刘邓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有自己长期发展起来的人脉基础，形成连毛泽东都不得不尊重并加以平衡的各个“山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如上所述，后革命时代的领导人在同辈中都是半斤八两，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更炫目的政绩。一旦上述抓权的路径固定下来，今后任何顺台阶上来的领导人都可以依样画葫芦，当回皇帝过把瘾，用个人抱负将国家和人民折腾一番，像普京一样搞得怨声载道、国无宁日。
这是不是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呢？未必。
其次，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旧体制沿袭了斯大林模式，包括优点和缺点。邓小平对这个体制的改革带有很大的探索性，推动力量既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惯性，也包括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巨大引力，因而出现长期的左右之争和方向上的摇摆。习近平结束了这种状况。他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建立指导思想和奠定制度基础，这是个集大成的角色。任何领导人出现在他的时间节点上，都会有同样的追求，但习近平表现出坚韧不拔、前瞻性和系统性，现有领导层中似乎还没有人能够替代。
再次，以往领导力的软弱和动摇造成了最高层九龙治水，各行其是；中高层寡头垄断崛起；下层黑恶势力抬头；腐败成了布满全党肌体的痈疽；贫富分化向资本主义看齐；社会上道德水平低下，且看不到与这些相对抗的正义力量聚集壮大。如果再出现10年得过且过的领导集体，中国前途堪忧。习近平被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赞为具有曼德拉式坚毅的政治人物；抛开方向路线上的对错，他也许正是这个历史节点应运而生的人物。
为了保证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制度建设的连续性和稳步推进，作为这个新体制的主要设计师，暂时打破任期制有现实必要。正像美国在大萧条和二战的紧锣密鼓中，为了保持领导力的持续性，罗斯福总统打破华盛顿以来形成的两届任期的传统，被美国选民连续四次授权一样，习近平的“破例”似乎也得到党内认可，这同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有关。
如果能够成功，中国就可能是第一个将民主、法治和良政相结合的国家，在神权、君权和民主、共和之后，为人类政治文明开辟第三个时代。与此同时，强化制度的权威性也会减少领导人的不安全感——上位就自然有权威，用不着花长时间、下大气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像选举民主中政客为下次竞选，多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筹集经费一样。
一旦上台，“千年的媳妇熬成了婆”，他们一般有两个反应。一，“一阔脸就变”，立即膨胀起来；二，发现自己的权威和许多能力不足，急须巩固权力，树立威信。由于是幸运上位，没有明显高于他人的资历和政绩，他们充满不安全感。把“妄议中央”列入党章，不断重复“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等强求忠诚的口号，既反映了中共大一统体制的运作逻辑，也反映了上位者的不安全感。这些绝非政治文明发达的表现。他们应对缺乏威信和安全感的不同方式，有可能将中国带入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中共在制度建设定型后，首先应及时恢复任期制，并设计出产生下一届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可靠程序，用党章宪法固定下来，并有专门机构监督执行。这可为全面深化改革划上完美句号。第二，应该至少在中央委员会一级，建立对最高领导人的召回或罢免机制，定期举行信任投票。第三，应恢复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探索和尝试。
这种大规模、系统化的制度建设史无前例。在此基础上有可能诞生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使党政军民学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权利义务明确且巩固；使政府在决策和执行力上高效，对民间诉求反应灵敏，对内外形势变化能够制定出及时而又有前瞻性的应对策略。但这些要求都必须正视多元利益的诉求，以及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共产党员，都不懂或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个现实。要用及时更新的全民契约来取代一种强加于所有人的正统理论，复杂庞大的国情要求广泛的协商讨论，以达到并不断更新共识。这就需要一个有效、可靠、权威、程序明确的“全过程民主”的成熟制度和机制。
政改的收官之作
当前集权的历史必然性
再好的制度和党规法律，在不受限的权力面前都会沦为虚设。领导人的主观克制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世界级的挑战。中共要克服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周期律，还有当今第三世界相当普遍的独裁—反抗—独裁的周期律。
后革命时代领导者特点
对于中共即将召开的二十大，国外舆论的一个焦点是习近平将打破邓小平以来形成的规则，即10年两任的任期限制。在西方看来，这是民主和独裁的试金石。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评论道：正是中共取消任期限制使美中关系急转直下，因为西方认为这标志着中共正在走向独裁、回归斯大林主义，与历史潮流分道扬镳。
国运的两种前途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人们有理由期待政权交接会回归正轨。首先，中共的体制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完备的干部制度，包括纪检作风、考核选拔、资历履历，年龄年限和任期规定在内。邓小平在推动干部体制改革和干部年轻化时，也没有包括他自己。他的“例外”并没有影响到新干部制度在他身后的巩固发展。
相比之下，后革命时代的领导人是按部就班、层层提拔上来的，靠的是上面的赏识而不是突出的政绩。江泽民和胡锦涛都是邓小平“钦点”的。江在被提拔到北京之前，已经在筹划退休后拉二胡唱京剧的悠闲生活了。在常规化了的党政金字塔中，个人建功立业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如薄熙来在重庆搞得轰轰烈烈反而进了秦城。在这个体制下要想上进，就必须韬光养晦，寻求提携，等待机会。
在这种体制下，任何最高领导都有可能找到路径，逐步将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钱袋子、官帽子等大权统统收在囊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些人不仅大权独揽，小权也不愿意分散，怕给别人机会建功立业，形成对自己权威和地位的挑战。终日生活在“众星捧月”中，掌权时间越长判断能力就越退化，普京总统入侵乌克兰的决策就是最新的例子。
所以，中国政改的一项最重要议题，就是要消除这条攫权路径的制度基础，否则再好的制度和党规法律，在不受限的权力面前都会形同虚设。领导人的自觉自律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世界级的挑战，世界历史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达到真正“我将无我”的圣人境界，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再就是中国传说中的尧、舜——连毛泽东都没能达到。中共要克服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还有当今第三世界相当普遍的独裁—反抗—独裁的周期律。
因此，后革命时代的政治人物都缺乏现代政治的磨练，在公共场合的口才和随机应变能力不足——华国锋上位后在外交场合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勃列日涅夫到死都离不开念稿子。他们普遍缺乏与反对派良性互动的信心和能力，只好靠压制和清洗。
如果说第一种前途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话，第二种前途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因为它牵涉到人性的根本弱点——权力的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