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害已过去数周。虽然日本政府已决定在9月举行国葬，但国内对此也有不少异议。放眼国际社会，反应最大的应属台湾。据报，安倍原定7月末参加在台湾举行的李登辉基金会主办的会议。在辞去首相职务后，安倍似乎比以往更想强化与台湾的关系。他在任期间，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台湾的关系，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也留下台湾禁止日本福岛等地食品进口等问题。正因如此，安倍离任后要加强与台湾的紧密关系，被认为是基于政治家、前首相的信念而采取的行动。
但此后，日台关系发生了戏剧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日本国内对实现民主化的台湾印象好转。第二个转变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在这次大灾难中，台湾向日本寄来巨额捐款，日本社会提高了对台湾的认知，形成应该对台湾“报恩”的舆论。
距今50年前的1972年9月29日，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与之前建交的中华民国断交。虽然断交意味着断绝外交关系，但仍保持着经济和文化的往来。在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也同意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项的规定。日本一直在这个“充分理解、尊重”的框架中定位与台湾的关系。
此后，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政府、自民党的第二次安倍政府都重视与台湾的关系，并且在对中“充分理解、尊重”的框架中，强化了与台湾的关系。现在也有强烈的舆论要求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川岛真
接到安倍的讣告后，台湾总统蔡英文指示公共机关和公立学校降半旗，以示哀悼。为什么台湾对一名日本国会议员如此关心呢？一来源于安倍对台湾发出的不少示好信息，二来也有某些制度上的原因。这是因为日台关系尤其依赖立法机关，即国会议员的存在。
但是，日本和台湾之间没有邦交。日本外务省有负责台湾事务的人员，还有负责实际业务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但是日台关系趋于紧密化的现在，支撑日台关系的制度、组织的规模、预算等方面，不能说很充分。另外，在如何定位日台关系方面，制度框架也不够完善，往往受时下政权、特别是首相和主管与台湾相关项目的部长的政治理念所左右。
中国有“一中原则”，日方则持“充分理解、尊重”的立场。目前，立即打破这一框架对日中关系也不太好。但在台湾问题比以前更加受到重视的当下，政治家的个人倾向在日中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可预测性下降，也就成为不稳定因素。如果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在制度上，比以往更加完善一些，中国大陆方面也在一定范围内认可，就可以提高可预测性，使之稳定，通过这种方法，不就能防止政治化风险吗？
因此，若执政者积极与台湾交好尚可，如政府显得消极的话，则受到背后舆论支持的一部分国会议员，就会推动政府加强与台湾的关系，或者自己增进与台湾议员的交流。最近自民党和民进党的“2+2协议”就是这样的例子。菅义伟政府、岸田文雄政府并没有像第二次安倍晋三政府那样，对与台湾的关系提出具体方针，也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因此，国会议员的活动才变得活跃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在第二次任期结束后，作为一名国会议员，活跃在与台湾的议员交流之中，在日台关系中突显重要的存在感。台湾方面也认为，安倍被杀害对日台关系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作者是东京大学教授
具体来说，日台交流协会、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的组织扩充、日台贸易经济会议的高水平化、设置多样的官民对话渠道，即日台1.5轨对话等，都值得考虑，通过这种方式，或许能稍微纠正日台关系中，官民间的不平衡，以及减轻“政治化”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