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庭时，准备掏点钱给她。思忖该给多少时，却被她略带红色的染发吸引了。
最终，法官裁定老妇没尽担保人的责任，但念在她经济拮据，保金充公一半。
法官的话，一针见血。对大众而言，不论多寡，捐款前请想一想，查一查，了解情况，不要帮错了。
朋友说，也许同事太年轻，很介意外表，觉得病重了，也该打扮一下，让自己开心。这么想了之后，朋友也就不再介怀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资深高级记者）
一日在午餐后回国家法院媒体室途中，碰见拿着一张纸，一脸茫然的老妇，站在大厅服务柜台前。
闲聊间，走路一拐一拐的老妇申述，脚没力，从义顺到法庭的德士费要18元。回程想搭巴士，又担心车站太远。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文告说，A和伴侣每月从政府和不同机构得到的援助超过2000元，包括现金，还有租金、服务与杂费、水电费和公共卫生等津贴。
后来，碰到曾获得数十万元的残疾受惠者，说当年《联合早报》筹给她的数十万元，早早被亲戚“借”走，她只得继续辛苦工作。
是自己染的吗？若是在理发院染的，怕要近百元吧？最终，只给她两趟德士费的钱。有意他日探望老妇，“实地考察”一番，看她是否需要其他援助。
社工朋友一次很气愤地说，他跟随义工派米给贫困家庭，一个家庭居然拒绝，因为不吃这牌子的米。
有善心很不错，化慈悲为行动，更加难能可贵。只是，社会变得复杂了，行善也须三思。
另一受惠者被保险经纪巧言推销，用大笔善款买下高额保单，却对保单内容不甚了解。
当时年轻不解，钱是读者自愿给的，爱给谁就给谁，为何要干预？
现在众筹普遍。看到善款远超目标，有些受惠者会说，把多出的款项捐给其他慈善机构。然而，众筹没有监管机制，没人知道受惠者会否遵守承诺。
身为担保人，她必须出席“陈述理由”（show cause）聆讯，解释为何保金不该被充公。
老妇是文盲，讲福建话，说上11楼庭室却关着。客服人员午休未返，就陪老妇上楼。
当政府慎重审核申请人的背景，要求提呈各种证明文件时，请别苛责。政府发放的援助金，都是纳税人的钱，当然也须做好尽责调查，小心翼翼。
今年4月，社运人士吴家和在面簿贴文称，有女子A急需经济援助却求助无门，让人误以为政府和社区机构不知有这起个案或坐视不理，结果接获POFMA更正指示。
文告提醒，确保信息内容正确是重要的，假信息削弱公众的信心，导致公众误以为当局协助贫困家庭做得不够。
向来比较节俭，这些年来，不时思索“发达城市穷人”的定义，努力平衡自己的心态。也自我提醒，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施舍，要更宽心接受穷人看似“奢侈”的需要，例如染发、用新款手机，或为了顾及孩子尊严，买名牌运动鞋给孩子等。
参与众筹的热心公众，因为个别捐款额一般不多，通常也不在意受惠者会怎么用那些钱。
女子求情时表示无话可说，但法官下判时斥责她，指她每骗一块钱，就等于从真正需要援助的人身上剥夺一块钱。
老妇声泪俱下，说一半的保释金是借来的，另一半是省吃俭用的棺材本，若全数充公，真不知如何是好。
看她的法庭文件，才知她两年前以5万元，保释嗜毒的儿子。今年6月，被判入狱和打鞭的儿子没按时出庭，弃保潜逃了。
20多年前，华文报还不时为一些悲惨个案收义款。记得当局曾提醒，不要让款项过度集中在一人身上，还有许多人需要帮忙。
今年1月，一名37岁女子在疫情期间不好好工作，三番四次伪造文件，骗取2900元的政府援助金津贴，结果被判坐牢一年。
一位富有爱心的朋友说，外籍年轻女同事患癌，她号召大家捐款，让她买补品，补补身体。不料，“不懂事”的女同事竟用筹得的几百元，上理发院接发，平白“浪费”了大家的苦心。
有善心很不错，化慈悲为行动，更加难能可贵。只是，社会变得复杂了，行善也须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