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0后。回顾小时候学华文的历程，无论是家里或学校，使用华语的空间要比现在大得多。但我要强调的是：当时学习华文的态度，是对自己母语的一种高度重视，这种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师长熏陶所致。我当时的华文老师对我们学习华文的要求，不亚于其他科目老师对该科目的重视。小学华文老师不仅教我听说读写，也教会我背诵唐诗；华文老师对学习严加督促和管教，也教我们做人道理，这些道理都跟传统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分不开。可以说，在华文老师循循善诱之下，我不但打好学习华文的基础，更燃起学习热忱。
本地学生学习华文的心态沦为消极或被动，跟很多人提及的整个学习华文的大环境（或生态）当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的用语环境有其特殊性，既要考虑不同族群用语需要上的平衡，也要能有效推动母语在生活中的有效运用。然而，能否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学习母语的大环境，取决于所有国人的整体观念，而这一整体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学习心态。我把这个整体观念理解为意识形态。
当一个语言学习者对一个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或其表象）不抱有任何正面看法时，试问这个语言还有人愿意去学吗？
当时的学习环境没有现在优越，教学方法更不能相提并论，但我们还是学得很起劲。当时的中国还未经济腾飞，莘莘学子学华文自然不会是出于经济考量，而是对自身文化、语言的一种认同，学习心态是单纯的，不带任何功利，更谈不上务实与否。
在我写这篇文章之际，从电视新闻看到中国神州十四号成功发射的报道。中国的航天技术堪称世界先列。我还记得两个月前我班的一个学生在专题呈现中，分享他长大后想当一名出色宇航员的志愿，这源于他在小学六年级时曾跟家人参观了美国休斯敦太空中心。我以为这名学生应该也对中国的航天技术很感兴趣，于是问了他的看法。怎知他答复说对中国的航天创举一无所知。再问一问班上其他学生，也只有两个学生知道中国的航天飞船所实施的载人任务，但他们两个都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比不上美国，这让我唏嘘不已：为何中国宇航员就没有办法引起本地爱好航天学的学生足够的关注？
意识形态影响学习心态
当今世界是不是要多一些接纳，少一点排斥，这样方能世界和平？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能认同这一点，便意味着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中西方文化不应截然对立，但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我们无须什么都要学西方的，那是盲从；同样的，我们更不应该鄙视自己的文化，要学会去芜存菁，或取长补短，才能建构足够的文化自信，对学习母语，文化自信是至关重要的。
究其原因，主客观因素皆有。英语是我国行政语言，掌握好英语关系到生计，无可厚非。然而国人对母语的学习，在心态上也是今非昔比，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
当我们对中国的认知不再客观公允时，可想而知，伴随着这种负面认识，也会影响对中国语文的态度。我们能说，学习华语不是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吗？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学习华语文，我们要学的岂止是语文本身？然而，当一个语文学习者对语文所承载的文化（或其表象）不抱有任何正面看法时，试问这个语文还有人愿意去学吗？
平心而论，学习一种语文仰赖的是对它的情感或文化上的认同。不管是什么语言或文化，都有价值，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究，更遑论是学习自身母语。遗憾的是，从我所接触的人与事，没有多少人或多少事能让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来看待国人对华文的学习。当很多国人对中国或华文的印象或观感，还停留在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所以要掌握好华文才是务实做法时，那是现实与情感的割裂，是一种矛盾心理，不利于我们走出华文难学的困境。
因为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语言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平衡三个族群的需要，又必须为这三个族群的母语扎根，让国人能学好母语。双语政策便是出于这样的考量，在上世纪80年代制定出来。然而时过境迁，许多人应该跟我有同感：这样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语文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并有效实施，不要说本地培养的双语人才少之又少，学生双语（英语和母语）的掌握水平明显是一高一低，极不相称。
执教多年，有同道不时安慰我：不要求学生能精通华文，只要他们不排斥学习就好了。听起来有点悲凉感，但也着实意味深长。
学华文不带功利心态
近期的讨论尝试打破这样一个迷思，在我看来，对于探讨走出华文难学的窘境具有不可抹杀的意义。有人就点出问题的实质：要提高学习华文的成效，华文必须像英文一样，是能够活学活用的语言，不能只是课堂教学的一门科目。为华文营造学以致用的大环境至关重要。问题是：营造大环境不只是学生或家长的责任，更是语言政策制定者的责任。
中国近10年来不管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或科技等领域所取得的显著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有的是艳羡，有的是嫉妒，也有的是无所适从（或难以接受）。国际媒体或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中国所作出的各种评论，不管公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世人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国人通过各种管道，在接收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形成对中国的观念（或意识形态）。
何谓文化上的自信？“新加坡华人”这个我们给自己冠上的称号，不能只是称号而已，还必须赋予实质内涵。这个内涵必须从华人的优良传统价值观或文化去挖掘。比如，“圆滑”一词，形容为人处世各方面都做得很周到，是一个褒义词，不应单纯理解成为人处世善于敷衍、讨好，否则就沦为贬义词了。这个词透露出中国人的做人哲学，也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要懂得“圆滑”才能把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又能尽如人意呢（尽管能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它跟英文的“tactful”有点接近，但后者指的是要为人着想，有别于跟做人力求达到的一种高度。又比如，“和”这个词，除了是一个介词，也是中国哲学中一个重要概念，意即“和谐”。华人喜欢说“和而不同”，意思是求同存异，是充满善意。
笔者也是一名华文教师。就我近几年跟学生和家长的交流经验，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学生对这一门语言失去了一种亲切感（或好感）。华文对许多学生来说就是一门应考科目。本地母语政策有这么一项规定：学生必须在全国母语考试中考获及格的分数，才符合申请报读本地大学的资格。制定这样的政策，如同双语政策的实施，出发点是要求学生认真学好华文，但有效实施仰赖诸多条件，主观和客观条件必须兼具。
（作者是华文教师）
华文教学话题再度引起热议，自然是着眼于本地学生对华文的掌握能力，没有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或教学方法上的推陈出新而有显著提升；本地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心态，也似乎没有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显得跃跃欲试。相反，华文的“教”与“学”似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前者的改革创新没能给后者带来预期效果，而后者的停滞不前又反过来“刁难”前者，把学生华文学不好全然归咎于教学方法上的不科学或不合时宜。
客观条件包括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如果说本地缺乏客观条件，我想没有多少人会认同。但学习心态至关重要，这个我称之为主观条件，恰恰是我们所欠缺的，也是值得探讨的。
如今，学习环境和条件都有翻天覆地的改变，旨在激发学习兴趣。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给务实的国人提供学习华文的重要理由或动力。种种物质或外在条件看似能为学习华文推波助澜，但学生的态度并没有因而变得更积极，这又是为何呢？
我希望在探讨学习华文这个问题上，不要再纠结于教与学。因为问题关键不是华文教学要如何与时并进，也不是要如何贴近现实生活，对于这些，我作为教育团队的一分子，深感我们都做了很多。这里只是想提醒一点，学习华文要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身的特点，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将华文学习与另一种语文（如英文）的学习路径，做明显的区分，用学习英文的方式或习惯来学习华文是削足适履，事倍功半。我们更要正视的是学习华文该抱持的心态，这背后所隐藏的一种对学习华文的观念（或意识形态）是值得探讨的。态度不仅决定高度，更决定行动。我们该对华文的学习做出一番怎样的检讨或探讨，需要底气，这股底气源于文化自信和道德勇气。
中国在抗疫道路上选择“动态清零”，被一些西方国家抨击是不务实甚至不人道。这些说法孰是孰非，或许没多少人会去探究，只要是从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口中说出的，就多半会有人相信。我不是要为任何一个国家辩解，只是要点出一些缺乏理性言论的背后，更多的是政治考量或算计。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是不应该意识形态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