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失调的影响下，我们常会因果倒置，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是理性思考后的结果。我们下意识地将事物分成好或坏、对或错、黑或白、朋友或敌人，观点两极分化，并在确认偏误和认知失调的影响下，有偏好地收集证据，形成主观逻辑，并且坚持认为我们的观点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放弃从对立角度去综合理解的努力。这也让我们非常不容易理解或接受不同的观点，与立场不同的人合作共事，甚至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著名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说过：“检验一流智慧的标准，就是头脑中并行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还能保持正常行事的能力。”中国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截然不同观点和立场，正冲击着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考验着新加坡企业家和政府的“一流智慧”。
在疫情这样的特殊时期，新加坡企业家须要培养这样的“一流智慧”，在危机中把握发展机遇。2019年，我们创立创士锋（Transfong Ventures），希望促进新中科技企业跨国发展和产业技术合作。可是业务刚起步，疫情就暴发，跨国合作几乎中断。可是经历近三年努力，我们不但发展到中国上海、苏州和厦门，建立了跨国多地的运营团队，而且促成近30项新中科技合作项目。
史蒂文·桑普尔（Steven Sample）的著作《卓越领导的思维方式》提到，世事并非黑白分明，而真相常常介于两者之间，呈现灰色。真正卓越的领导者须要在听完所有相关事实和论据之前，避免对某个重要事件过早形成自己的看法，看清某种情况中固有的灰色地带，以便就如何推进做出明智的决定。与在茶余饭后讨论时事政治的人们不同，新加坡企业家是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躬身入局的参与者。面对中国和新加坡不同的政治、商业和生活环境，新加坡企业家要理性面对立场相左、观点各异的合作方，尊重、理解并发现合作共赢的基础，要在危机中寻商机、在变局中求发展。这考验着新加坡企业家求同存异、对立统一的“一流智慧”。
为什么菲茨杰拉德对这样的“智慧”有如此高评价呢？因为这样的“智慧”并不符合人类的天性，要做到实属不易。几万年的生物进化，让我们大脑的生理基础更倾向一种非理性的思考方式。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人类祖先只要有一丝危险感知，大脑就会快速搜集环境中可以被解读为危险的信号，让他们能更快地做出逃离的决定。这形成了人类的两种心理偏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和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
“一流智慧”呈现出的是充分尊重、理性思考、积极适应、探索共赢。我们充分尊重并遵守新中两国在疫情期间不同的防疫政策，不以自己的偏好去理解现状，产生抵触或悲观的想法，而是理性思考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和挑战，积极调整运营方式，适应不同防疫政策。我们也看到不同防疫政策背后，两国政府和科技企业仍期望发展经济和促进合作的共同愿望和决心。
最近，李显龙总理在访美期间，出席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对话会时，面对主持人和记者，他对于中美关系、疫情防控、俄乌战争等敏感议题的表述，也展现了新加坡政府的“一流智慧”，充分尊重各国不同的立场和政策，理性思考并理解各方现状、利益和诉求，积极建立或参与新的合作机制，以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把握合作机遇，期待实现共赢。
确认偏误让我们更习惯通过直觉，先快速形成观点，再寻找支持观点的逻辑和证据。大部分人对这个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并不自知，我们也更愿意相信自己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复杂多变和多极化的国际局势，同样也考验新加坡执政者的“一流智慧”，希望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能坚持新加坡独立的价值取向，做到尊重、理解、适应、共赢，为新加坡企业的国际发展打造良好的新中关系与合作机制。
同样，在国际形势大变局中，面对各国针锋相对的立场和观点，新加坡政府更须要运用这样的“一流智慧”，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商业合作环境和国际发展空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便是这样“一流智慧”的典范。面对中美两国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他能成为中美领导人的共同朋友，让新加坡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为新中两国产业合作和企业跨国发展建立基础。
许多新加坡企业家与中国市场关系密切，须要经常往返新中两地，并切换自己的工作语言、生活习惯，甚至是思考方式。近几年，随着中国政治生态的发展、中美贸易战、冠病疫情、俄乌战争，中国以及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中两国的政治环境和商业文化也越发不同，两国官方和民间在很多问题上，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作者是新加坡创士锋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