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一些趋势来看，美中之间的国家关系趋冷，美国社会对华的不满情绪，以及高等教育市场的萎缩，已经波及在美国教授有关中国课程的人文学者，及他们所属的本来就显得边缘的系科和课程。这些课程和专业的取消，不仅不利于华裔学者的生存，也将对美国一般中产阶级子弟，通过大学教育了解中国造成负面冲击。
第三，美国大学由于受到冠病疫情冲击和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招生人数连年下降。在非语言的系科中，有规模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大学，也强制一名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华裔历史学教授于去年离职。在该名华裔学者离职后，从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可见，系内的教授清一色是白人。
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建立在一个系统和庞大的国家计划之下，这个为建立美国全球知识体系，培养下一代全球领导力而建立和巩固了几十年的跨学科培养体系，为二战后美国对华的认知，建立了坚实而又融会贯通的学术基础。
作者是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在美国的大学里，文史哲学科已经日渐边缘，而其中和中国有关的教职和课程更为边缘化。由于美国高中没有统一的课程要求，除了美国历史是必修以外，世界史和外语的开设，完全取决于学校的意向和师资的有无，导致进入大学的学生中，大多数并没有中文基础，因此在大学以后才学习中文的效果也不够理想。
这一培养体系和学科建设，既得益于大量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和汉语教师的努力，也受益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大量美国学者得以去到中国，在中国同行的协助下从事不同学科的实地考察和档案研究。
的确，一方面，美国主要通过其顶尖大学维持中国研究的较高水准，也通过对教学的严格要求，保证即使在普通和较小的学校里，学生也能通过选课，进行大量和严肃的有关中国的阅读、写作和讨论。但另一面的问题是，在普通的学校里，尽管教学质量可以得到保证，但教授的职位却往往岌岌可危，学校既可以决定不再维持这个职位，也可以把已经取得终身教职的学者解聘。
在教学过程中体悟出“大历史观”的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较小的分校（并非该州立大学系统的几个旗舰分校之一）任教，因为东亚研究项目招生不足，人事缩编，在1979年，即61岁时被解聘。时至今日，该校东亚研究项目仍然拥有11名全职教授和两名兼任教师，但没有华裔历史学者。
时事透视
一些美国学生通过校园媒体表示，这种做法是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然而，这可能就是这一代青年必须面临的一个制度现实。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应该加大信息流通和学术交流，加强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方位的、以国别和区域为单位的了解。
有的学生读的高中历史只注重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并不教授，或者应之以泛泛的世界史，也导致进入大学的学生更加习惯学习美国和欧洲历史，对于和自己的现实生活及语言文化背景关系不大的中国，兴趣缺缺，或者深入了解的动力不足。事实上，和中国、南亚有关的专业设置，在美国大学里常常处于平时较为边缘，在裁撤的时候容易成为牺牲品的状态。
但是，我们也须要看到，在最近的几年里，这一趋势开始变缓。首先，中国为促进美国学生和民众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民俗节日文化的孔子学院计划受到阻挠。最新统计显示，到2022年2月，美国的孔子学院数量仅存19所；而在2017年4月，这个数字是103所。据笔者查到的资料，美国政府虽然无权直接关闭孔子学院，但却通过对运作孔子学院的校园停发联邦经费的方法，迫使一些大学放弃合作。在这种压力下，现有的19所中也有三所，目前已处于因受到审查而暂停或即将关闭的状态。
第四，一些大学在教授中国历史的教授离职、退休或去世后，不再延续原有的招聘职位，即关闭了这条“线”，导致历史系已经无专人教中国历史。
美国大学的新自由主义性质使其必须因应市场变化做出调整，学生选择和改变专业的自由，使得各个系科之间也积极争夺学生，学校甚至会聘用咨询公司来决定学校发展方向和评估专业设置。因此，被视为安全的终身教职其实也是相对的。在整个学校都可能破产关门，整个系可以被全盘取消（笔者的学校多年前就撤掉了整个社会学系），或者因教学项目之间进行合并重组而裁员的情况下，终身教职也并非绝对安全。
第二，笔者所在的大学已经宣布，把校内属于美国自身高教体系一部分，而且已经运作了近20年，逐渐摸索和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法，也在中国国内建立了合作方的中文项目彻底关闭，强制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华裔教授离职，但却保留了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和阿拉伯语。这样，在专教外语的系里，已经没有任何一门东亚语言。这一做法，进一步限制了学生的选择和接触中国语言、文字、文学、电影和文化价值观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