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春节期间，笔者出席了一场难忘的老同事小聚会。1993年，我应裕廊船厂（JSL）聘用，前来新加坡。在完成三个月的部门实习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沙木仑岛上的修船部属下的电工及动力部门（EU），与其他同事共同担负起起重设备的日常操作与维修保养工作。由此，我结识了一组被本地工友称为吊秤车的起重机司机。这场聚会，正是与这些老吊秤车司机的小团圆。

有研究表明，听力损失越严重，患上失智症的风险越高。专家也告诫说：听力损失可造成患者面临社会孤独与寂寞，从而引发抑郁、焦虑以及妄想症等精神疾病问题，并阻碍患者与他人维持或建立密切的人际关系。我国人口老龄化无疑将导致劳动力萎缩，随之而来的缴税人口基数的缩小，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开支的增加，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压力。

我在1997年离开船厂，除了个别的旧同事外，大多数人都是24年后再次见面。因为当时冠病疫情的措施所限，聚会最多只能八人。然而，这场小范围的再相会，却让旧日同事重新回忆起在船厂的吊车上日夜战斗的非凡年月。说是“战斗”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起重机是船厂重要的运营设备，修船所需的大小设备及各种材料都要用它吊上吊下。对于处于赶工期的修船经理来说，计划分配到的有限起重机使用时间是十分宝贵的，必须分秒必争。

 

3月3日，新财年预算案通过消息见报的当日，正是“世界听力日”。世界卫生组织将2022年世界听力日的主题列为“谨慎用耳，耳聪一生”。在此，笔者将世界听力日跟新加坡政府预算案一同提起，并非是天马行空。

今年春节，碍于居高不下的冠病疫情，吊秤车司机没有能够再次群聚。我打电话给其中年纪较轻的阿朱。阿朱年已七十，他是新加坡国民服役实施后第二年参军的公民，属“立国一代”。他经军中同袍、当时已经在船厂工作的阿光介绍，申请入船厂当吊秤车司机。和其他吊秤车司机一样，他经历过当年的史拜罗斯号油槽船爆炸事件。那天，他正好在爆炸船只旁边的起重机中当班，忍住热泪将一个个罹难工友的尸体从船体甲板上吊运到岸上。

新加坡一年到头气候平稳，同时又地处东西交通咽喉，世界各地船东都喜欢利用工作效率高、修船进度快的新加坡船厂的服务，将各自的散装货轮、集装箱货轮和万吨油轮安排在此修理。另外，再加上船舶改装工程及钻油平台业务的发展，当时修船厂的工作异常繁忙，几乎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在不停顿地运行中。相应地，起重机司机常常加班熬夜或翻班轮值，超时工作对吊秤车司机是司空见惯的事。

治国是政府的责任，缴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给人民提供福利和服务社会大众，这首先必须具备充足的可支配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无非出自税收或借贷。

治国是政府的责任，缴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给人民提供福利和服务社会大众，这首先必须具备充足的可支配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无非出自税收或借贷。

政府会通过永久的消费税补助券，以及承担医疗和教育这些津贴项目的消费税，以确保低收入家庭受到的影响最小化。但是，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的一句“没有能永远持续下去的消费税抵消配套”，还是令听者难忘。毕竟，预算案不仅仅关乎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它也反映了我国更深层的精神与价值观。

由于过去两年来担任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席主席，黄循财已经为新加坡国民所熟悉。这次在新财年预算案中，他试图为新加坡在后冠病时代勾勒出一个发展方向，为建设一个更公平且具有韧性的税务制度，在增加税收以实现国家长远目标的同时，不忘扶弱济贫的良苦用心，还是让国人得以一瞥新加坡潜在的第四代执政领袖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内涵。

从上调高收入人士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以及豪华车的附加注册费等举措，有个别人士把这次政府预算案解读成是杀富济贫；而在疫情尚未明朗、民众还远远没有看见抗疫曙光的关头，宣布消费税的调高，则引来国会反对党划一的讨伐声。尽管黄循财一再强调，有能力者承担更多的税负，帮助有需要的群体，有助于强化新加坡的社会契约；他也反复解释，消费税的上调绝不会伤害到底层贫困者。

裕廊船厂当年在沙木仑岛的业务主要是修船和改装，从船坞里及码头边停靠的正在修理的船舶，时常传来震耳欲聋的强大噪音，而身居高高驾驶舱里的吊秤车司机却无法躲避。起重机的铁轨紧紧挨着船坞和码头岸边，巨大的声浪不时地袭来。当时的起重机驾驶舱既无空调机降温，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封闭以降噪。

2月18日，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国会发表以“携手开拓前进路”为题的2002财政年预算案声明。经过多日朝野双方的辩论，尽管国会六名反对党议员和两名非选区议员提出反对，新财政预算案还是在3月2日通过国会批准予以实行。这是黄循财就任财长后的第一份预算案声明。

我认识的这组吊秤车司机都是在任上做到退休。他们大多数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终身从事一份难得的职业是他们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唯一所求。与他们在一起，你会发现他们说话的嗓门都很大，似乎还保留着在船厂做工干活时的情形。其实，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噪音性听力损失”的病患者。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电话里，阿朱跟我讲起另一位比他年长的阿廖。早年，阿廖只身去圣诞岛当罗厘司机，在回新加坡后进船厂当吊秤车司机。如今退休，与年老体衰的老伴住在西南部的政府组屋里，时常感到孤独的他经常去淡滨尼找阿朱饮茶聊天。阿朱担心他搭地铁在疫情之下不安全，劝他少出门；反而自己有时抽空驾车去他家看他。阿廖左耳听力全失，右耳只有部分听力，几乎不能在电话上做有实质意义的交谈。

卯吃寅粮式的借贷从来不是新加坡政府的治国手法，而提高税务则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代价。如果心里秉持一份打造一个更公平合理的社会、服务最广大人群的信念，再激烈的国会辩论都是应该受到民众欢迎的。

虽然吊秤车司机可以穿戴耳塞，但那也是效果有限；更何况，吊秤车司机还得通过无线对讲机（walkie-talkie）传来的指示，以及起重机协调员口中的吹哨声，来听从起重指令。

国会议员也称为人民的代议士，看他们在国会上互相辩论，一方为全民集体为国家税收政策应付的个人责任之原则而辩护，一方为社会弱势群体可能被增加的消费税所连累而呼吁。朝野双方有理据、讲理性、怀抱同情心与同理心。然而，我愿意我们的代议士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年轻时曾经为新加坡的经济打拼的退休人士。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的保健和健康生活，是我们社会所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