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阿瑟·拉弗也持有与奥尔森相近观点,在他所撰的《重返繁荣:美国如何收复经济霸权》(Return to Prosperity: How America Can Regain Its Economic Superpower Status)的著作里,就曾提及:“如果禁运能够让人们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和理念的话,朝鲜早在60年前就已经变成了自由市场的、促进增长的、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我们已经对朝鲜实施了长达60年的禁运,结果如何呢?正如你看到的。这个国家不但没有觉悟,反而还跟以前一样糟糕(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只消在脑海里想象一下金正日的样子,你就会明白实施经济封锁和孤立政策的结果了。”
同样的教训来自古巴。卡斯特罗接手古巴后,美国政府下令禁止了两国几乎所有的贸易。但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也丝毫没有改变古巴人的头脑。今天,卡斯特罗固然已经辞世了,但他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在这个国家仍然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指定的接班人仍执掌着古巴。
这一切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完全是李嘉图贸易得利原则(基础经济学课上教的一大主题)发挥作用的结果。用拉弗的话说,“将贸易当作一种政治武器,这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愚蠢的政策。”正如李嘉图的贸易得利原则所揭示的那样,当你对一个国家实施经济制裁与封锁时,你不仅伤害了那个国家的人民,也伤害了自己。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奥尔森在书里写道,由于替代的可能性,英国在应对封锁造成的短缺时,并不像拿破仑所想象的那么僵化。它们有相当强的能力,来替代那些短缺的商品。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替代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替代,即以某种替代品取代供应短缺的商品,就如用玉米替代大米。英国的替代方式事实上更彻底,即通过调整自己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来替代先前的稀缺。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世界对俄的这种经济制裁与封锁政策,是否能达到战略目的?这一问题,如果让已故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奥尔森(Mancur Olson Jr)教授来回答,可能要让美国总统拜登失望了。
于该书的第16页里,奥尔森写道,如果按照食品进口量这一标准来衡量,法国于战时对英国所实施的食品运输的封锁,无疑是异常成功的。因为在该时期,英国的食品进口量确实大幅下挫。但问题在于,英国很快就对法国的封锁,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英国人采取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促进农业生产及杜绝浪费等举措来应对。
奥尔森曾系统地研究了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对英国食品的禁运封锁情况。这一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那本1963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著作《战时短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Wartime Shortage)一书。诚如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大脑、供给学派的创始人阿瑟·拉弗(Arthur B.Laffer)所评价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研究一国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和封锁,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经典范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被美国等国踢出SWIFT系统的伊朗。又譬如,自2014年因为克里米亚事件而被制裁的俄罗斯自身。结果无不表明,经济制裁和封锁显然没有产生积极效果。
这种情况也发生于自2014年以来,一直处于被经济制裁与封锁状态的俄罗斯。《经济学人》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就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制裁与封锁下,“俄罗斯也已变得更加自力更生。它针对欧盟进口食品的反制裁,促进了本国农业的发展,过去五年里其进口食品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仅为24%。”
能源根本就是各国的战略物资。譬如德国,它高度依赖俄国的石化能源,一旦实施全面制裁,在新能源还未能全面取代石化能源的背景下,它的能源问题又当如何解决?这怕是德国政府近期得重点考虑的现实课题。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遭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美国与欧盟相继发布多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27日清晨,美国和欧盟、英国及加拿大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俄罗斯最新制裁,禁止俄主要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这些制裁措施将在未来几天开始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