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注意均势一词）。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台湾前情治人员、媒体人兼外交官郭冠英，最近在其专栏提到美国与尼加拉瓜时，是这样写的：（中尼）两国1930年建交，尼国就是由苏慕萨、查莫洛、奥蒂嘉几个家族掌控，而真正控制她的是美国。后来尼加拉瓜人民在C.A.桑地诺将军领导下，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民族解放运动，迫使美军于1933年1月从尼加拉瓜撤走。
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
惯于意识形态思考的人，常将美国对华态度，简单地理解为价值观之争，理解为美国旨在捍卫普世价值与反普世价值之争。但事实上，美国真没舆论宣扬的那么意识形态，至少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多是基于利益而非价值观，典型案例来自尼加拉瓜。
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它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该书的第九章的第三节里他就曾这样写道：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
美国不甘心失败，策动国民警卫队司令苏慕萨·加西亚，于1934年2月21日谋杀了桑地诺。1936年6月，苏慕萨发动政变，1937年攫取总统职位，开始了苏慕萨家族的独裁统治。他对内利用国家权力，为家族聚敛财富，剥削和压榨人民，镇压一切民主进步活动；对外则追随美国，使尼加拉瓜沦为美国的附庸和镇压中美洲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基地。
美国学者梅斯奎塔（Mesquita B.B.D.）和史密斯（Smith A.）在他们合著的《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一书的第七章第一节“援助的政治逻辑”里，就曾援引美国政府的报告，记录了它是如何援助这位非洲最残暴的独裁者的：也许读者还记得，利比里亚的多伊在其执政10年间，接受了美国5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因此获得不少回报：“我们（美国）在国际问题上获得了他的极大支持。他在反对利比亚和伊朗的问题上，对我们的支持从未动摇过。他是我们必须去忍受的人。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我们无法与之打交道的恶魔。我们所有的利益都得到他完美的保护。”就是今天，美国与众多仍然顽强地保留着中世纪政教合一传统的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具体到中国。无可否认，今天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确实存在巨大差异，但这种差异能大得过1972年尼逊访华的毛时代？显然，今天美国对华态度的转变，用意识形态来予以解释，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
苏慕萨的统冶不得人心，美国总统罗斯福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也许是个狗娘养的（son of a bitch），但他是我们的（Ours）狗娘养的。”
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
中美之争的根源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亨廷顿的冲突论或最具说服力。这不得不提到他那部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事实上，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就已经早早地预测了今天的中美冲突。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尼加拉瓜所做的一切，真不是孤例个案。它就曾在智利颠覆过民选阿连德政府，扶持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此外，它还长期扶持利比里亚的统治者多伊军士长。
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