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
40多年前，我在中国读大学和读研究生的时候，同学和老师都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我接触的政府官员，私下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崇拜者。
2001年，美国电视台C-Span请我在伯克利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的报告，长达三个小时。电视台播放后，学校收到了3000多通电话，要求学校开除我。
我认为，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还是任何别的国家，能够有效遏制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就将是这个世界的胜利者。
2005年，我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短文，质疑该报对中国的报道。短文发表后，有很多人给我们学校写信，其中包括学校的一些金主，要求学校开除我。
1998年，我博士毕业，开始在美国大学教政治学。当我批评美国民主制度不足的时候，一些美国学生很不习惯，个别学生给校长写信，说我反美，要求校长开除我。
2019年，哈佛大学公布了从2003年到2016年，对中国各阶层进行的长达13年的调查，得出中国人对政府支持度达93.5%。跟埃德曼公司这次的调查结果一样，哈佛那一次的调查结果也让学界震惊。
在班上，每当教授和同学讨论美国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时候，我都要指出美国的两极分化的问题，固执地认为美国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帮穷人提供一份适当的工作，或像中国那样给穷人一块地，让他们自食其力，享受做人的尊严。
在佛蒙特我住在穷人区，我的那些穷邻居好多是文盲，没有工作，全靠社会救济度日，而毒品、种族歧视、高犯罪率等，让我看到美国社会的另一面。大部分美国学生不认为这是问题。在他们看来，任何社会都有贫穷和不好的一面。这些不好的东西的存在，不影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制度这一事实。
但我没能让任何教授和同学接受我的观点。我在美国大学读了八年书，拿了两个学位，我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很聪明，很有想法，但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认同我的观点。
1990年我到美国留学，先到佛蒙特大学，后到布兰迪斯大学，一面教书，一面读学位。但我一到美国，就被美国的两极分化震惊了。
1988年，我离开中国到新加坡留学。当时的新加坡是美国粉丝。大学里的老师都是英美留学回来的硕士、博士，都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支持者。我的新加坡和中国同学，也都向往美国民主。中国同学都是中国的大学老师，很多人公开讲，中国如果也被西方殖民就好了，就会像新加坡和香港一样富足。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说中国须要被西方殖民300年，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平，让一些中国人不高兴，但在当时刘晓波不是孤立的。
财政危机和日渐严重的两级分化，加上疫情期间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加剧了美国内部的分裂和对立。美国年轻人，就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和老师，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产生怀疑。近几年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显示，60%以上的美国大学生信仰社会主义，而且开始怀疑和批判民主制度，并有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在美国生活了32年，亲身经历了美国社会的这个转变。真是应了中国人的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失去了自信心，而中国人却越来越自信。
全球最大公关咨询公司艾德曼（Edelman）发表的《2022年全球信任度晴雨表》，显示中国人对政府信任度达到91%，同比增长九个百分点，占27个被调查国家的榜首；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降到39%，同比下滑五个百分点。这个由美国著名公关公司得出的调查结果再次引起关注。
1987年，我在河南的一个县做农村考察，亲耳听到一个县委书记到美国旅游一个月后，在给全县干部作报告时说美国是天堂，香港是小康，深圳是贫民窟，整个中国内地是人间地狱。他的话让我震惊，但我当时阅历有限，无从对他的话做出判断。
但是，自从美国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后，美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越来越被人诟病。战争让美国耗费大量的金钱，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基本上靠借债度日。现在的美国已经从二战后的最大债权国，演变成有史以来的最大负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