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只把板子打在校外的培训机构上并不公平。国家实行的是中小学免费的义务教育，但学校“掐尖”的同时，又收取什么跨学区的巨额赞助费；还有一些借壳民办，实则公办的学校，就是靠所谓的高升学率浪得虚名，冠冕堂皇地公然收费，大肆揽财吸金，这和校外的培训机构有多大的区别？算不算“摧毁了最基础的教育公平，还带来了可怕的道德坍塌”了呢？故而，中国实行双减，并不只是整顿一下校外的培训机构那样简单。
尽管新东方市值缩水近2000亿元人民币（约429亿新元），之前70亿元人民币的教学网点装修费也打了水漂，但他没有推卸对自己员工和学生家长的责任而赖账或跑路，不仅迅速退还了学费，清算了离职职工的工资，还将价值5000万元人民币的8万套桌椅捐献给乡村学校。
笔者之所以称俞敏洪为大企业家，是因为新东方毕竟是盈利性的教培机构，而不是公益团体，本质上追求的还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教育公平。教培机构的无序扩张一度扰乱了教育公平是事实，但这个责任不该完全由俞敏洪来担负。
每次月考和期中期末考试，成绩都要在全年级排序，张榜公布。每天的作业和死记硬背的知识点可说是海量的，令12岁的孩子夜夜要忙到午夜12时以后乃至凌晨二三时，第二天不到清晨6时又要爬起来上学。教育方式极为简单粗暴，似乎除了刷题就是刷题，没有其他的了。
现在，国家从教育分流等方面考虑，终于出手了，实行了中小学生课业的“双减”。然而，只把功夫下在校外的培训机构还远远不够，双减的另一“减”——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落实力度还有待加强。重点应放在学校教育思想的纠偏上，令其切切实实地回归教育本质和初心，而不是也像资本那样追名逐利。
中国教培机构龙头老大新东方，最近清盘歇业了。这是在中国“双减”政策（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和疫情升温下的必然。掌门人俞敏洪毕竟是大企业家，虽然新东方关门大吉，但他风度不凡。
笔者这样讲，是有根据的。笔者的孩子上过一家师范大学附中的初中。这所附中是当地所谓“五大名校”之一。师范大学本是培养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工作者的学府，按理它的附中，应该比一般学校更懂教育规律，更讲究教育者的情怀，其实大谬不然，它做得比谁都出格。
中国的公办中小学，特别是一些所谓的名校，一段时间内似乎迷失了自己，忘记了教育的本质、目的和初心，更忘记了作为一家教育机构的责任和使命，一切皆以追逐高升学率的应试教育为旨归，故举措非常极端。中国的少儿近视率已达52%，它们的贡献少不了。
现在，俞敏洪正带领几百名新东方的教师，准备成立大型农业平台，通过直播带货，帮助农产品销售，支持乡村振兴。新东方品牌还在，但已是旧瓶新酒。这一华丽转身，维持了俞敏洪的信誉和体面。
为了完成海量的作业，学校运动会都成了形式，因为孩子们都在看台上并拢双腿做题；甚至有时还挤占升国旗的时间。班主任还在家长会上公然鼓吹让孩子们课间五分钟休息时间要抓紧做题，这是笔者亲耳听到的。
又是临近期末时。据笔者所知，一些中小学的各类补课活动已开始蠢蠢欲动。这个补课，当然是有偿的。如同某些学校总有大搞应试教育的冲动一样，其冲动，当然也是有价的。
这是什么教育工作者？简直就是辣手摧花的“魔头”。极度的应试教育方法，几乎摧毁了许多孩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自信心。为此，我曾多次写信向当地的教育局、教育厅乃至国家教育部相关部门反映，但均无任何回音。当然，这不是一省一市一县一区或一个部门的问题，“拨乱反正”，必须从国家层面出手。
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国家教育政策和举措不是很清晰，别说教培市场，就是公办学校，也有教育产业化的倾向。反倒是俞敏洪早有清醒的认识，早在2011年，他就有些后悔把新东方做得这么大，也后悔新东方上市，因为“做教育和上市还是有冲突的”。笔者以为，他至少比我们一些号称教育工作者的公办学校校长和教师要清醒得多。
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这家附中不仅平时就将孩子的周末双休日变为单休，且无论是寒暑假还是国庆、五一、端午、清明、春节等大小节日，无一不在补课。有一年我统计了一下，端午节扣除一天上课外，其余两天休息时间布置大小习题竟达800多道。平日里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什么周考（称之为“考练”）、月考等各类考试几乎没完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