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华盛顿年代的美国与中国。华盛顿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主要集中在1775年至1783年的八年，担任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陆军总司令，以及1789年至1797年的八年，获选美国开国总统，并连任两届。

看来，在这个世界为许多人视为命根子或终极追求的“钱与权”这两大诱惑，都是被华盛顿当作次要甚至危险的。

华盛顿曾向美国人民解释：“我的所作所为将可能成为以后历届总统的先例。你们再继续选我做总统，美国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笔者一向推崇文明发展的多元性，同时又必须承认文明程度具备高低差异。譬如所谓“康乾盛世”，其“盛世”的标准为何？是不是把动荡游牧民族向稳定农耕民族的过渡，当成了自我陶醉的“盛世”？同时期的西方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英国诞生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

难忘华盛顿最后归隐首都近郊的弗农山庄，那里烟波浩渺，山高水长。开国总统渐渐远去的背影，却赢来美利坚国家和人民不断走向强大、自由和辉煌的未来。面对一切可能的挑战者，华盛顿似乎永远从容微笑地作答：想超越美国，请从我做起。

但欲与华盛顿比肩，谈何容易。华盛顿一生，有三大成就，树三大楷模。成就包括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参与创建美国并当选首任总统，以身作则维护美国宪法和体制权威。楷模包括任美国大陆军总司令时，婉拒任何个人报酬；功成名就后，拒绝效法拿破仑利用军权建立王国，在美国称皇帝的建言和诱惑，解甲归田；再之后，断然拒绝连任第三届总统，退休回归平民生活。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孙中山最为崇尚和效法华盛顿，也因此赢得辛亥革命和国父的殊荣，但他不幸英年早逝，造成其在共和体制下执政和制度建设的履历缺失。袁世凯和毛泽东曾有更大机会比肩华盛顿，但最后却都在制度建设和权力传承方面出现失误和歧途，一个收场于“称帝失败”，一个谢幕于“十年浩劫”。

由此，可能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再寄希望于康熙或乾隆爷再世，而是特别呼唤“中国的华盛顿”。

“康乾盛世”不可持续，到了18世纪嘉庆年间就开始走下坡路，乃是因为农耕文明自身的格局、视野和思维限制及无法自洽。在21世纪的今天，华盛顿一代人所创立的美国依然笑傲世界，引领发展，前程远大；而那个大清朝早已化作历史的尘埃，并留下众多腐朽、愚蛮和耻辱的记录。历史的反差和启示，难道还不足够清晰震撼吗？

中国为什么难出华盛顿？不少分析研究归结于文明根基，文化传统，国情民情，气候地理等因素，然而个人的素质和觉悟，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的最大挑战，似乎不在于打江山、建政权，而是在于如何可持续地，让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华盛顿的抉择，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制度必须比人强。执政者必须走出“当局者迷”，拓远大视野，开万古心胸，谨防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文化中，有两位美国总统最为知名和具备影响力，一位是华盛顿，另一位是林肯。发人深省的是，中国近现代的三位著名政治人物——孙中山、袁世凯和毛泽东，都曾被称作或期待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这也堪称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华盛顿情结”。

在这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据记载，1775年正值清朝乾隆皇帝当政，即处于所谓“康乾盛世”。到了1797年，嘉庆皇帝（清朝的第七代君主）当政，清王朝由盛转衰，史称“嘉道中衰”。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