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一种看法是，文如其人不对，作品和人必须分开来看。这话对，也不全对。读周作人的小品，像坐在晚秋的山里听见泉水汩汩流淌；胡兰成对传统文化的敏锐触觉，有如演奏时的定音鼓。肯定它吗？当然肯定。不过，心情不可能完全没有“隔”。赞美艺术之能耐却不宜无限放大，甚至连“认知”都被蔽，而妥协了。
王雷会不会把这次遭刺痛，变成对自己的激荡而产生额外力量？我希望会。有的时候，没有粗言秽语就不是王雷，就不贴合真实；但是，不宜把粗言秽语当成自己的风格。地方戏掉成歌台，歌台再往下掉，就什么都不是了。“王雷”有待提高。他看了陈子谦导演的《881》吧，不妨琢磨一下，有什么可以向陈子谦学习的。
第二件要提到的是美学学者宗白华的文章《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说，魏晋“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在，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了极致”。他举《世说新语》的两个故事为例，故事都很短，我引录下来。
西方叙事学者韦恩·布思（Wayne C. Booth）提出隐含作者之说，简单说，就是一旦进入写作状态，那个叙事者不是日常里的本尊；因为处于创作状态的“我”会尽其所能地做到最好，他／她这时在语言技能上达到的“高度”和“境界”，不是日常里那个“我”能做到的。
民俗文化研究者苏章恺说，也许有人觉得眼下华文水平越掉落越心寒，还把粗言秽语请进来，就有些气愤。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林得楠说，近年本地华文作家对作家节冷淡对待，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冷对待。二位的反应都是真实情况。可是，这个和王雷无关。他会说：你们自己人不爽来不爽去，骂我干嘛？网民没有搞清楚就骂作家协会，网上正义如此这般。
戴渊投剑：戴渊少年行侠，不治行检，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旅。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渊使少年掠劫。渊在岸上，据胡床，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渊既神姿锋颖。虽处鄙事，神气犹异。机于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渊便泣涕投剑归机。辞厉非常。机弥重之。定交，作笔荐焉。过江仕至征西将军。
关于晋人之美，《世说新语》以简约之笔记述而神貌跳脱。宗白华说：“撰述人刘义庆生于晋宋，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人；当时晋人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至少在精神底传模方面，离真象不远。”两个故事都关于一个人在非常时刻、非常外力的激荡下，其人格内在潜质可能奋发出来的能量。我想起《三国演义》里的“空城计”。诸葛亮坐在城墙上从容自在地弹琴，镇定背后就是死亡和惨败；司马懿兵临城下，有所顾忌而撤兵，怯弱的背后是智慧和谨慎。
斩美斩美：石崇每邀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顾。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歌台一哥”王雷受邀上新加坡作家节讲座，网上网下一时间骂声沸腾。我在想，这样对王雷公平吗？
下来谈王雷。王雷坦言，他接到邀请时吓一跳。主办方没搞错。他接受挑战，想借此机会提升自己（行业）的层次。他没有说他是作家。我不觉得他会天真地以为上了作家节的一个讲座，就可以自称是作家。他现在是网红，干嘛要红热着脸去坐作家那张冷板凳。他在歌台累积了20年经验，讲“消失的行业”（Vanishing Trades）也好，讲“从流行到文化：传统艺术的未来”也罢，应该都讲到“草根”接地气的切身感受和意见。农历七月中元节，从前是演地方戏，地方戏撑不下去改为歌台。歌台是不是一定要掺入粗言秽语？歌台是不是不能有粗言秽语？这是一个艺术创作上的题目。王雷是怎么想的呢？
主办方艺苑公司的初衷，应该是想借助王雷效应来激起讨论。本届作家节的主题是“Guilty Pleasures”（罪恶快感）。在文化艺术上，罪恶与愉悦不也是一线之隔？我又想起李安导演的《色戒》。梁朝伟和汤唯的床戏，比夫妻之间真刀实枪好看，因为“它”负起诠释汤唯心理转折过程的任务。梁朝伟的两句简单的台词，依我看，对汤唯的心理转折也不可忽略：一是“穿着！”（带汤唯去试穿旗袍）；一是“戴着！”（带汤唯去买戒指）。梁朝伟的语言对汤唯来说具有魅惑。千万不要用大男人主义那番大道理去说事。可是，主办方为自己辩护时说王雷也曾出书。这就荒腔走调了。我不认识王雷，他出书是想当作家吗？
其实，周胡二“人”是极端的例子，所谓“诗人有真伪”的真伪不是二元划清分界。王鲁湘说文如其人的“人”不单指道德，还包括气质、气度、性情、品味、素养等等。所以，文如其人不是完成不可信。执一则迂。不论用东方或西方的视角去看，都是如此。
怎么给作家定位？华文和英文的看法不尽相同，互相参照后调整视角，可以避免无谓的争论，避免把作家圣洁化。不愿和一个讲粗话，但是有资格发言的人同台讨论问题，显然有点过了。但是，采取西方的看法，恐也不是随意到底，都无所谓，我看到的是，writer对writer也会保持冷距离。我以为，对作家保持一种敬意是应该的，这个不须要去颠覆掉。要成为作家，除了拿出作品，有自己的态度，还要有一股傻气，这股傻气越走向前越充沛。
本来我准备接着讲如何看作品情感的真伪，与何惠禄提到的观点恰好可以相呼应，可惜时间不够就跳过去。
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不病而呻包含一个希望：有那样便宜或侥幸的事，假病会产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装得象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乱真，这也许要看本领或艺术。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当然，作诗者也在哄自己。”钱先生不是赞美造假，而是要凸显创作者的技能。
我先说两件和王雷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
10月23日《新加坡诗刊》第七期发布时，何惠禄是主讲嘉宾之一。他引刘以鬯小说《酒徒》里的话：“诗没有真伪，只有高下。诗人有真伪。”他留下话题供大家思考，没有进一步阐述。我也受邀主讲。我从诗人的情感说起。里尔克说，情感是大家都有的，诗里表达的是诗人的经验，而经验是要经过观察、回忆、感受、体验、记忆、忘记的过程。换作中文诗人的说法就是要有感悟，对同一件事在不同时空、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境里会有不同的感悟。即是说，诗表达的情感应有新意，有诗人独到的敏锐和光泽。
作者是本地作家
